中国教育

　 国内不乏高质量的外语院校，然而这些高校在外语培训方面却远远比不上民办的北京新东方学校，甚至其他一些民办培训机构。一些教育专家把这种对学校无形资产的浪费归结为“公办院校的管理结构、办学目标都不是以市场为导向，有着先天的不足”。

　 应该说，加入WTO，受冲击最大的是公办学校，高校更是首当其冲，因此很多学校把目光转向中外合作办学。据北京市教委的最新统计，北京地区的高校中，与国外建立固定友好关系的学校达463个，国际合作项目405个。以北京服装学院为例，学校除与加拿大拉萨尔时装学院联合创办了北京服装学院莱佛士国际时装学院，还与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瑞士、瑞典、韩国、朝鲜的一些高校、研究机构、公司建立联系和友好合作关系。

　 然而，随着入世大门的开启，这种合作的数量将会大大增加。而合作中的分歧也不可避免。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彭龙认为，多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由政府包揽。近几年民间及海外资金办学尽管有长足发展，但仍然没有融入最主流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一直在利用行政手段加以保护。过高的教育市场准入条件和对教育产业的限速以及在学校招生规模、专业设置等方面的严格限制，一方面支持了部分重点高校和公立学校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竞争，使大多数学校的办学档次难以提高。

　 入世后，公立院校面临着海外院校的巨大冲击。彭龙认为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公立院校的现行管理体制很难适应剧烈变化的市场。一方面，公立院校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受到很大约束，其调整速度落后于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公立院校的师资队伍配备、教师薪酬体系等都受到一些限制，学校缺乏足够的自主权。二是公立院校的管理结构、办学目标要以市场为导向。

　 数据显示，教育作为服务贸易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得到了快速发展。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10个主要教育服务提供国每年度的海外学生总数已超过120万人，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和南亚以及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

　 在WTO的有关协议中，一些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教育服务开放作出了不同的承诺。发达国家教育质量高，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再加上一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过剩，因此，积极开放高等教育市场。同时，他们也希望其他国家开放，以便输出其教育产业。

　 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条件和教育水平相对落后，要保护自己的教育产业，对教育产业的开放持谨慎观望的态度，开放的国家数目很少。经济转型国家出于同样的考虑，也审慎对待教育产业的开放。

　 已经承诺开放的国家，其市场开放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对影响教育服务贸易比较严重的商业存在形式，各国都采取了较多的限制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靳希斌认为，加入WTO对我国教育产业影响的大小，取决于我国在教育上的对外开放程度、国内教育产业的竞争能力以及对此问题的认识等等。

　 根据市场准入的限制措施和各国对外开放的承诺，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在WTO条款允许的范围内，根据我国所作出的承诺，分析造成的影响。

　 有专家认为，WTO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国外机构会到国内单独办学，或合作办学；同时，吸引更多的学生到外国求学，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才外流，使国内缺少好的生源。第二，对国内教学质量、教学方法、教学思想、师资建设、专业设置等提出新的挑战。第三，从就业方面看，大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人才流向会发生改变，毕业生的就业选择会偏向跨国公司，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专业的设置和人才的培养。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李连宁认为，入世后承认商业存在，高中和幼教开放，会有更多的合作办学出现，肯定会造成冲击。

　 北京师范大学制度经济学失业博士生高金岭认为，加入WTO后，人们会担心教学内容、教材等方面的问题。经济市场的产品不涉及政治问题，而教育市场存在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转变教育管理机构的职责，制订共同遵守的规则。

　 高金岭说，法国从1983年以来经历了3次大变革，教育向市场开放，政府只负责宏观管理。因此，除公立学校这些主流学校外，法国还兴起了私立学校。基础教育方面出现了公校私营化。

　 相比之下，我国传统的体制是教育国有化，等同于教育的政府化，委托者是全民，政府是代理者。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入世后，外国资本要进入中国市场，如果还都是政府来办学，意味着别国教育机构是和政府打交道，两个主体不对称。

　 高金岭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在制订入世规则时，既要考虑全球一体化，又要考虑教育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明确谈判应保护哪些权利。如基础教育中，外国人不能当校长，但高等教育没有界定，要通过规则来确定。

　 据了解，教育部正在组织力量，研究入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如制订《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李连宁说：“教育入世的时间表与中国签订WTO协议的时间一致，但在具体操作上，还要以《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为准。在合作办学方面，外方在教学上要严格遵守中国法律，但在学科设置上允许有比公办大学更大的探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