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本文节选自骆小海为《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一书写的序言。）

　　我是宋柏林的老朋友，却不知道他有天天记日记的习惯，更不知道他四十多年来持之以恒，产生了整整四十本日记；特别是，文革初期那一两年，一天都没有中断，且保存完好。文革研究者余汝信觉得宋柏林日记中涉及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段史实有史料价值，决定把涵盖这一时期的日记全文原样出版，除订正明显错别字外，不作任何删改。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余汝信对日记中提及的人和事，作了力所能及的注解。

　　日记题材的书，我觉得最有味道的当属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出版并在大陆内部发行的《侍卫官杂记》。该书描写了蒋介石官邸的日日夜夜。情节连贯，文笔生动流畅，妙趣横生，远胜同时期流行的《金陵春梦》。不过该书乃文学作品，并非史料。

　　我通读了宋柏林日记中准备出版的部分后，感到即使有注解，如果没有背景交待，读这样的原始资料，必定会一头雾水。毕竟不是《侍卫官杂记》式的文学作品。柏林兄请我作序，我想何不借此机会补充一点背景介绍呢？

　　1966年5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出现了全国第一个独立学生组织，名为“红卫兵”。不久，独立学生组织在北京的中学里蔓延，多数采用了“红卫兵”的名称。到了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红卫兵代表三千多人，同时另有大批红卫兵和其他人士在广场上集会，号称百万。经媒体报道，红卫兵组织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红卫兵”成了专有名词，为最高当局所承认。

　　多年前，清华附中老校友周舵曾经问我，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是否有内线？意思是，是否有最高当局的授意或操纵。人们对红卫兵的不解或误解有多么深重！哪怕是我的同校或同班，哪怕几十年过去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红卫兵的胎气似乎早在一两年前就种下了。1964年，中国脱离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已两年有余。肉和米面在北京又成了家常便饭。中共中央的革命英姿也突然粗壮起来。国内学雷锋，四清五反，忆苦思甜，学习毛著；国际上抗美援越，反修反苏。一度阴气沉沉的清华附中也重新焕发出朝气。校长万邦儒，四川人，一脸络腮胡子刮得铁青，人称“卡斯特罗”。他也确实像卡斯特罗一样，常作政治报告，不过很享受就是了。在他的带动下，清华附中在北京异军突起。食堂多了肉菜和牛奶。以“三从一大”，共青团员上跑道，建立体育专业集训队等方式开展全校体育运动，在中学运动会上夺锦一年比一年多，直到逼倒一Ｏ一中，跃居魁首。教学上突破北京市教育局体系，创办大学预科，自编教材，突出数理外语，强调生动活泼，有每周一次的电影课，参观新技术展览，参与了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在文艺活动上开发了自己的音乐舞蹈史诗。这一系列举措带着新兴力量的创意，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奋发有为的性格。如高中二年级的邝桃生，杨磐，阎阳生和张承志，组织了“红鹰”小组，学习高三课程，志在提前一年报考大学。清华附中别具一格地把干部子女单独组织起来传达文件，毛主席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就是这样传达的。附中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军训活动，其中干部子女的比例较高。这些都为新生之气又增添了浓厚的革命色彩。

　　清华附中的军训活动五花八门，有射击队，航海队，工程兵队等。教练都是现役军人。我曾经参加过工程兵队的爆破班，学过点炸药。和现役军人接触，也熏染到当时军队的新思想。教练曾经告诉我们，现在的文艺界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要把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还提到《红楼梦》。这里有两个风波。一个是与北朝鲜交换节目。朝鲜给中国话剧《红色宣传员》，革命的；中国给朝鲜唱剧《红楼梦》，封建的。一个是1963年北京公映上海和香港合拍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后来在军内被禁。说是，战士看了《红楼梦》，还能打仗吗？爱好越剧的我当时就看了两遍，不免为军人感到可惜。

　　1965年10月24日星期天，我和预科652班的韩军在从颐和园航海军训回来的路上，聊起了“造反”的问题。这个题目源自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我们感到，在新时代“造反”，就是突破陈规，突破权威。当天，我就把我们谈话的心得写成了一篇文章《造反精神万岁》，后来又贴到班级的墙报上，引起了一番争论。虽然文中有对邝桃生不敬的话，但他还是很大度地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不久，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预科651班的同学当中也引起了争论。大家关心报刊上的争论，由来已久。前面已有古代清官问题，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等。我是不大同意报上的批判的。卜大华和邝桃生则比较理解，说“仁”有“大仁义”“小仁义”之分，道理有“大道理”“小道理”之别。邝在政治上比较早熟些，我和卜当时都尊他为我们的“启蒙者”。这次海瑞罢官的问题，我还是不同意姚的批判，认为是“牵强附会”，“不讲道理”。这次谁也没说服我。不过，我们在教育界革命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

　　1966年5月1日－3日，我们预科651班的11位男女同学借着学校放4天假的机会，带著指南针、手表、晶体收音机、照相机、被子、锅和挂面到北京西郊戒台寺和潭柘寺一带野营。大家增进了友谊，交换了关于教育界文化革命的看法。也是巧合，就在野营过程中，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总理在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讲话中，提到了文化革命要深入到教育界，好像一颗信号弹。回去以后，这批人成了预651观点的主要力量。他们除了卜骆邝三人，其余都不是干部家庭出身。俗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之行，的确是红卫兵的源始。

　　提到潭柘寺，更应提到圆明园。四十年前，清华附中的外周还是一片乡野。西面一条马路之隔，就是广阔的圆明园废墟遗址。那时还没有任何围墙遮拦，是谁都可以任意光顾的地方，可以说是清华附中的后花园。里面绿树成林，泉水淙淙，野花遍地，猬兔出没。附中学生经常到圆明园去玩，谈心，复习功课。远瀛馆的残柱断壁，有著奇特的激发效应。让人总觉得它在与你对话。红卫兵在形成的过程中，圆明园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许多思想交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包括成立组织的那次会议。圆明园也就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圣地，它曾让我一度感觉到，红卫兵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直接继承者。

　　骆小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领导人，是红卫兵组织最早的发起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