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内容摘要：本文对教育评论方法、教育评论观及其它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探讨。

　　关键词：教育评论　教育评论方法　教育评论观

　　教育评论方法是教育评论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按层次分，教育评论方法可分为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本文仅从哲学层面对教育评论方法及相关问题进行点滴探讨。

　　一、教育评论方法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层面上来看，教育评论的基本方法就是：坚持把教育文化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的背景和环境中，从社会历史的各种因素和环节的复杂和有机的联系之中进行综合分析和考察。这一方法的首要的和最为明显和突出的特征是：它决不孤立地就教育文化谈教育文化，而是把教育文化置于产生它的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去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这一方法的又一个更重要的特征是：它并不是一般地把社会历史的状况作为背景、衬托来考察，而是坚持把教育文化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道德、宗教、科技发展水平，乃至于民族的传统与心理素质，民族和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等复杂的、多元的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它们的错综复杂的交织中，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具体的说明。

　　由于教育评论方法论根本上还是从属于相应的教育文化本体论，而且是由教育文化本体论派生出来的，所以教育评论方法的本质应体现为对教育文化的理解。“方法”一词起源于希腊词Ηειαδσs，被解释为沿着道路的意思，以后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特别是黑格尔，又强化了方法的手段功能。黑格尔认为，“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黑格尔《逻辑学》）。这样的一种对方法的理解，起码为以后发生的各种方法论崇拜现象，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依据。但是，人们发现：作为可操作起来的现成教育评论方法是显然的，而作为“终点”的对教育文化的理解则是深层的，也是不易被人们注意的。这一问题，在古希腊词Ηειαδσs中将“方法”解释为一目了然的“道路”时，就已经隐患下来了。当人们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时，被注意的也是“道路”本身，而“罗马”则做为一个既定的、唯一的事实不再被人们追问——“罗马”就是罗马，“罗马”还能有什么不同的方面，有什么可能性呢？

　　实际上，教育评论正是在否定对教育文化的大一统式的理解上才诞生的。“罗马”作为一种终极价值的指代，从古代到今天，经历了一个从一元性理解到可供进行多元理解的转换过程。在过去，“罗马”确实代表着一个绝对真理，而在今天，“罗马”已经成为一个虚设的概念。一种教育评论肯定会存在明显的不足，这种不足本质上是来源于教育评论对教育文化理解的一隅性；也正因为有这种不足和这种一隅性，才为另外的教育评论的诞生提供了条件。所以说教育评论学，严格说来是由多种教育评论构成的“世界”，不同的教育评论在相互补短中显示着自己的存在，而且也只能因为自身在对教育文化理解方面的局限才能显示自己的存在。这说明，教育评论学的真正含义，其实不在于建立一种大家都能认可的教育评论，而在于建立一些可供大家选择的教育评论“世界”。

　　此外，应该注意的是，由于教育文化本体论总是大于具体的教育评论方法，一种对教育文化的理解，其影响及辐射面总会超越教育评论本身，渗透到与教育文化本体相关的教育活动领域，形成教育评论方法与教育文化本体的某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普遍表现为：一种教育评论方法的诞生，总是由于教育文化本体的特定需求所致；一种教育评论方法的意义和效用，也总是要在实践中因为成功地把握住了教育文化某些需要被挖掘的内容而成为可能。

　　教育评论是一项教育科研活动。确实，教育评论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她所操持的理论和概念话语本身，的确体现了教育评论具有科学性。如果教育评论家依据的是既定的观念和尺度，而对教育文化缺乏创造性的体验与感受，那么他的评论的科学性是可疑的。倘若在科学性之上有一个“我对教育文化的体验和理解”穿越教育评论的内容，支撑着教育评论活动，使之生发出意义的光泽，那么我们就应该说，教育评论是使教育文化活动被激活的“根基”，是教育文化得以发展更新的精神杠杆和原动力。因此，教育评论的定位应定在使教育文化得以敞亮、得以生成意义的“源头”之上。而科学只不过是教育评论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必须穿越的领域或必须借助的材料。

　　二、教育评论观辨析

　　“我所评论的就是我”，是教育评论应持的一种评论观。它以鲜明的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必将得到教育评论家的认同。对这一评论观的认识论性的理解与本体论性的理解，即如何理解这个“自我价值”以及这个“自我价值”如何才能成为可能有所忽略，从而造成对教育评论中“我”的模糊和含混性理解。于是，我的感受和欲望，我的个性和风格，我的思路和方法，乃至我的哲学观和教育观，统统被纳入一个笼统的“自我”不再被追究；结果我们慢慢发现：个人感受和欲望、个性和风格似乎很好唤醒，也很容易得以表现，但个人的思路、方法，乃至哲学观和教育观的建立却似乎很困难。而“我所评论的就是我”中的“我”，如果只被充塞一种个人的感受、欲望、个性这些内容，将个人对教育文化的独特理解遗漏，对教育评论来说其意义实现的程度恐怕是很有限的。也可说，当“我”还没有自己对教育文化的理解，还只能认同非我思想的时候，真正的“我”还没能诞生，我是不能说“我所评论的就是我”的。所谓“本体论”意义的“自我”，就是指“我”不仅拥有自己的感受、欲望、个性与风格，更重要的是指对教育文化的理解和体验。

　　“教育评论是一种对话”，某种程度上已接近了本体论意义上的“我”。它的哲学背景无疑是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一种以真正的个体为基本单位的价值观。当每个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个体”，相互之间以否定关系面对世界的时候，对话与理解就成为个体之间重要的存在形式，当成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当代性关系。不能否认，西方文化经过近代文化对“个人、个性”的强调，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追求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社会思潮，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代社会的现实。因此，“对话”作为一种哲学，与西方深刻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现实是分不开的，属于“西方话语”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中国目前还处于为建立真正的个体而努力的时期，还没有达到可以侈谈“对话”与“理解”的阶段。人云亦云、追随社会思潮的飘浮还基本上是当代中国的人文景观。在教育中，还没有产生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教育观，在教育著述里，中国教育家自己对教育的理解还依然贫困……这一切，都制约着中国拿不出自己的东西与西方对话，每个人也缺乏自己的东西与他人对话。不能以为，一个人有了自己的感受，就可以侈用“对话”权，也不能以为，两个个性风格迥异的人，可以展开真正的“对话”。如果“对话”可以退而求次地做无边的解释，那么中国传统人文景观中早就存在着普遍的、求大同而存小异的“对话关系”，而文人之间、朋友之间的相互倾诉、相互慰藉也就有了“对话”和“理解”的嫌疑了。这种以儒家哲学为背景的“对话”，显然是对真正对话哲学的庸俗化理解，是借西方人之名行中国人之实。我们可以说西方意义上的对话关系或许会成为我们的一种教育评论理想，但不能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展开真正的教育评论对话。今天的中国，教育评论需要的，只能是依据“未诞生的个体”去评论“已成为现实的群体”，包括已成为既定现实的西方各种教育观念，并在这种教育评论中将“个体”逐渐逼现出来。这样的教育评论观，只能体现在为个人成为个体而努力的某种途径中。但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即使“个体”在中国有一天成为现实，它在中国的存在形式，也不一定就是西方意义上的“对话”。如果“对话”只能是“个体”之间的一种存在形式，我们就不能否认，“个体”的存在或许还会有其他形式。即使“对话”是个体之间存在的唯一形式，退一步说，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对话”只是教育评论的模式，而不是教育评论的本质。换句话说，对话型教育评论不可能改变教育者与被评论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否定关系，毋如说，对话关系是否定关系得以确立的一种结果。

　　三、教育评论学构建考问

　　就我而言，中国现阶段教育文化处于怎样的状况，它存在着什么根本问题，以及由此需要怎样的教育评论，是我考虑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评论学的最重要的现实前提。新世纪，加强教育评论的实践性和功效性考虑，起码是使教育评论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渠道之一。用各种西方的教育评论方法来丰富我们把握教育文化的方式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应是针对中国教育评论鲜能贡献出对教育的独特理解，也很难产生一流教育文化的现状，我所称之为的“富饶中的贫困”的教育现象，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论评论，或许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种新的价值论评论是根据“一项具体的教育文化应该是一个独特的教育世界”为评论尺度，分析一项教育文化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实现这种“独特”所达到的程度，并将这种“独特”上升到教育文化本体论的高度，予以“对教育文化的一种体验和理解”这一较高的界定。因此，这种新价值论评论不是依据一定现成的尺度去抹杀教育家的个别性，而是要求这种“个别性”超越个性、风格、题材、内容的“差异”的层次，达到“世界观”的个别性的层面，才算完成了教育文化的使命，也进而才算完成了教育评论的使命。或者说，教育评论是依据每个教育家在对教育文化的体验和理解方面可能达到的较高境界，依据由这种境界所体现出来的教育家的价值世界，来分析教育家在对其努力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和不足。这样，教育评论家所依据的尺度只能是每个教育家尚未实现、或尚未符号化的特殊价值——对大部分教育家来说，这种特殊价值是一种可望而难以可及的理想。由于这种“尺度”很可能是一种尚未诞生的价值，所以我称这种“价值”为“新价值”；而从事这种新价值论评论的理论，就是我们构建的教育评论学。

　　主要参考资料

　　[1] 刘尧著《教育评论学》[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2] 刘尧《论作为教育评论客体的教育文化》[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3，第99—104页

　　[3] 刘尧《教育评论情境论》[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4，第89—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