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教育纪事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⑤

　　1963“母爱教育”大讨论“到底教师要不要爱学生？”这个如今看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1963年却在教育战线引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论。卷入这个争论漩涡中心的，就是斯霞。事情的缘起是当年5月《人民日报》和《江苏教育》分别刊发的《斯霞和孩子》、《育苗人》两篇文章。

　　■记者 张滢

　　40多年前，以批判资产阶级“母爱教育”为由，我国教育界曾经爆发过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论。

　　处在争论漩涡中的，是一位年过半百，性格开朗，喜欢穿花衣服，和学生学在一起、玩在一起的女教师。她，就是斯霞。

　　新华社记者捕捉到了她关心学生、爱护学生、教育学生的细腻点滴，写出了感动一代又一代人的通讯《斯霞和孩子》与《育苗人》。同时，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两篇通讯成了备受争议和批判的焦点。许多人认为，在学校里时刻不能忘记阶级教育，强调教师对学生的爱会使祖国未来的接班人麻痹大意，丧失阶级斗争的意志。

　　40多年过去了。如今，热爱学生已经成为教师的天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二章第八条明确规定：教师应“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站在今人的角度反观，关于教师应不应该爱学生的争论似乎已经沉入历史，无需再议，当年的批判和争论似乎也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一种特殊反应。

　　然而，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程，总是不由自主地一次又一次被历史的真实和博大的师爱打动。

　　《斯霞和孩子》

　　1963年春，新华社江苏分社文教记者古平很想写一篇关于教师的报道。

　　“那时候，江苏小学教育界比较知名的教师有长江路小学的王兰，还有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的斯霞。已经有同行报道过王兰了，而我又不愿意重复别人的视角，所以我决定采访斯霞。”古平说。

　　还是1963年的春天，古平和当时的新华社江苏分社文教组组长徐文成了南京师范学院附小的常客。

　　时至今日，年过八旬的古平对一些细节，始终不曾忘怀：“我跟着斯老师跑过好几个学生的家。他们是斯霞带的第一届“五年制学制改革试点班”（简称“大改班”）的学生。那时候，天气渐热。斯老师已经53岁了，还顶着一条擦汗的毛巾在烈日下走街串巷地家访。对学生，她就是像我在文章里描述的那样，无微不至，而对自己的孩子，她却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和教导。”

　　在采访中，古平发现斯霞和班上一个叫李庆莲的女孩关系“不一般”。李庆莲从小失去母亲，父亲对她十分溺爱，把她养得很娇气。斯霞心疼她幼年丧母，毫不犹豫地担起了教师和母亲的双重责任。

　　斯霞给予李庆莲的母爱不是要让她更加骄纵，而是要让这棵幼苗及早走出温室，迎接风雨的考验。斯霞给她讲一个失去双手却顽强坚持学习、劳动和锻炼的孩子的故事，从此她再也不要别人喂饭了；斯霞经常有意让她在课堂上发言，让她承担适当的劳动。渐渐地，李庆莲再也不是一个特殊的学生了。

　　班上有56个孩子，人人情况不同，斯霞“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用56种不同的方法搭建了通往每一个孩子心灵的桥梁。

　　徐文和古平被斯霞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她与学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染，很快就写出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初稿。

　　稿件提交到编辑部，采编主任张竞看过之后认为篇幅太长，建议精简。

　　最后，古平精心选取了3个性格特点迥异的学生——于虹、李康康、李庆莲，讲述了3个故事，生动而细致地描述了斯霞与学生之间的爱。这就是《斯霞和孩子》的主干。

　　1963年5月，新华社总社全文播发了徐文、古平的通讯《斯霞和孩子》。

　　1963年5月30日，《人民日报》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在2版显著位置刊发了《斯霞和孩子》，并配以“编者按”向读者推荐。

　　同月，《江苏教育》以更大的篇幅刊登了徐文、古平的长篇通讯《育苗人》。《育苗人》在《斯霞和孩子》的基础上，保留了初稿中斯霞在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上取得的成果，内容较后者更为丰富。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孙振特意以笔名余之振，为通讯配发评论《教师的镜子》，希望广大教师以斯霞老师为镜，认真思考自己的教育行为。

　　大起大落

　　《斯霞和孩子》与《育苗人》两篇通讯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据孙振回忆，除了各地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报道，还有许多教师慕名来到南京师范学院附小取经学习。

　　记者、编辑们在写作和编排报道时，根据自己的理解提炼出了“用母爱的情感教育孩子，用儿童的心态影响孩子”这一教育主题。通讯发表后，经过广泛宣传，“童心”、“母爱”就此成为斯霞教育思想的代名词，更被许许多多教师当作努力的目标。

　　然而，令斯霞和编辑、记者们都无法预料的是——一场政治风波竟由此而生。

　　1963年10月，《人民教育》杂志发表3篇批判文章：《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线》、《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为主题，认为“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与教育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方向相违背，应当摒弃。

　　在《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一文的结尾，作者敢峰更是大胆预测：“目前教育战线的天气是阴云低压，闷热不雨，是该下一场透雨的时候了。”

　　随即，在教育界，一场长达11个月的“母爱教育”批判拉开帷幕。

　　1964年初，《人民教育》撰写阶段性综述，将论题聚焦在“到底要不要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上。综述中说，河南、四川、浙江、湖北等省的读者纷纷来信，表示支持批判“母爱教育”，支持学校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

　　1964年8月，《人民教育》发表“爱的教育”讨论评述，说这场讨论揭露了教育战线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教育工作上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是教育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延续，是和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决裂的斗争的序幕，还有更大的讨论在后头。

　　据本报记者统计，《人民教育》在讨论期间共发表相关署名文章21篇。其中，极少数文章的观点也并非完全一边倒，但争鸣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对资产阶级“母爱教育”的批判洪流中。

　　北京师范大学的顾明远教授，当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一名年轻教师，他真切地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斯霞的名字顿时成了舆论的焦点。批判之深入和广泛是空前的，几乎动员了教育界的所有理论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