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三、武汉大学1993年篡改建校年代的消极后果

　　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详细分析，我们似可得出一个结论：武汉大学在1993年突然更改自己的建校年代，并不完全是学校当时的主要领导、有关专家等人突然间集体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由于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从本质上讲这种倾向是片面和错误的）长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一旦碰上了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便会“自然而然”、几乎不可遏抑地突然爆发了。

　　所谓“心史难描”，对于所有在1993年曾参与更改建校年代一事的人们当时的真实想法和心境，笔者似不应轻易地妄加揣测，更何况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思想，要一一理清其中的共通与差异之处，绝对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在这里，笔者只想——同时也只能——从客观后果的角度来进行相对而言更加靠谱的探讨，得出一些相对真实、经得起验证的结论。对于武汉大学1993年举行的“百年校庆”活动本身，笔者绝无任何否定之意，恰恰相反，对其积极意义和正面影响，还应该予以高度的肯定和称赞！笔者所强烈反对的，仅仅只是这次校庆的年代与日期的界定及其背后对武汉大学校史的虚假解释与宣传教育而已！客观地说，武汉大学在1993年突然更改自己的建校年代，并以此为据而举行的“百年校庆”，是在准备仓促、证据不足、论证错漏百出、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争议，并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与反对的前提下匆忙进行的，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对此，笔者初步尝试着一一归纳并分析如下：

　　第一，在校史追溯问题上损害了自身声誉，失去了教育界、学术界与兄弟院校的尊重。

　　1993年10月底，当武汉大学突然正式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宣称即将举办百年校庆之后，全国的高等教育界可谓一片哗然，新闻界也是一片茫然。特别是少数几所建校年代较早的老牌高校均“深感惊诧”，其“海内外校友纷纷质询”，其中天津大学“尤感愤懑”。当年11月1日，天津大学上书国家教委提出异议，报告中指出，国家教委曾提醒武汉大学就该校举行“百年校庆”之事，请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天津大学几所近代以来早期创办的大学及若干高等教育史专家共同开会论证，但至今未收到武汉大学的论证材料，也未接到召开研讨会的通知。天津大学方面认为，“武汉大学突然宣布庆祝百年校庆的做法，实在令人迷惑不解和无法接受”，除了对武大所谓的“前身”自强学堂性质的认定“极不严肃”外，“武汉大学利用传媒造舆论以造成武汉大学今年百岁的既成事实，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有损于高校之间的团结，也有损武汉大学自身的声誉”。11月18日，天津大学还在《光明日报》刊出整版校史资料，其主题词即为该校校训——“实事求是”，同时，还加印报纸数千份，分发海内外北洋校友，以示“安抚”。

　　当时，国家教委对于武汉大学所谓的“百年校庆”也是极不认可。11月29日，在武大“百年校庆”大会上，国家教委代表、已退休的原教育部副部长杨蕴玉女士，在其讲话中通篇未见“百年”词眼，这就是所谓的“只贺校庆，不贺百年”，非常鲜明地代表了国家教委当时的基本立场。至于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建校历史悠久的兄弟院校，对武汉大学更是极度不满，这几所高校在给武汉大学“百年校庆”的贺信中，均未提及“百年”字眼，上海交大的贺信甚至连“校庆”二字都没提！

　　如前所述，武汉大学在进行校史论证的过程中，曾经对厦门大学的潘懋元、刘海峰二位教授的质疑意见“断章取义”，曲解为“一致赞同”，招致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曾经参与过武大校史论证的专家学者（包括部分校友代表），在事后也是大呼“上当受骗”。据刘道玉老校长所言，近些年来，他经常在教育界听到一些对武大的负面评价，“每当我听到他们说，武大百年校庆是‘笑庆’，百年校史是‘笑史’，武大学风浮夸，包庇学术腐败等议论，我都有一种受辱的感觉，但我又无以申辩，只能忍受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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