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傅斯年教育思想的形成
中国近代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时代，同时又是中华民族觉醒、奋起的时代，尤其是无数的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救国医民的道路，其中有些人士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和贫弱，屡受列强侵略，主要是民众文化素质低，科学技术落后，其根本原因是教育落后，只有借鉴西方先进国家，发展中国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国民素质，发展科学技术，才是国家走向强盛的基本途径。这部分人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胡适、黄炎培、张伯苓，傅斯年也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傅斯年早在大学读书时代就确立了献身教育志向，决心走科学教育救国的道路，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要以教育学术作为自己终生献身的领域，以教书匠了其一生。具体说来，傅斯年决定走科学教育救国的道路，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其一，时代文化的影响。傅斯年１９１３年入北大预科读书，到１９１９年毕业，正是中国文化的变革时期，西方文化大量涌进，经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吸收、阐发，在中国形成了强大的潮流，而北京大学由蔡元培出任校长，成为新文化传播的中心。
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宣传，对传统文化教育和封建制度的批判，对社会改革的设想都深深影响了傅斯年这批青年学子。傅斯年的同学好友何思源曾叙述他当时的思想转变状况说：我既听过李大钊、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也听过胡适的实用主义；既听过刘师培、黄侃的“国故”，也听过梁漱溟的佛学和孔学。但我既不主张共产，也不赞成复古，对佛学更无兴趣，我只是从爱国主义角度出发，考虑祖国富强的问题。大量史实证明，傅斯年与何思源及其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许多人所探索的都是这一个主题，并且得出的结论几乎相同，就是用科学教育振兴国家。正如有的学者所论述：“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同二十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但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专心致志的却是一个有着共同特点的课题，那就是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入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这种观点与那些强调政治权力、社会条件或经济生产方式的社会改革思想相比，则是强调思想和文化的改革应优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时代的潮流帮助傅斯年等人选择了学术教育做为终身职业。
其二，社会现实的启示。
傅斯年曾经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因为参与社会活动，迫使他走出书斋，了解社会和认识社会，在了解和认识社会的过程中，他深感民众既是社会的主体，却又因为文化素质太差而难以承担强国的历史责任。傅斯年认为：当时的中国民众由于长期受专制政权统治，缺乏社会责任心，他曾沉痛地说：“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到极点了”。而由于文化素质太低，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没有能力担负建设国家，促使国家强盛的责任。他指出：“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从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无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民众落后愚昧到如此程度，又如何能担负起救国的责任呢？要救国，必须唤起民众，而如何唤起民众，自然最主要的途径是用教育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因此，社会状况使傅斯年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认清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走上了科学教育救国的道路。
其三，老一代科学教育救国论者的影响。
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确立献身教育的志向，与老一代教育家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蔡元培、胡适等人。蔡元培是中国最早学贯中西的学者之一，又是科学教育救国的倡导者和实际领袖，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倡导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提掖年轻后进。
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期间，不仅深受北大学风的影响，他以后立志于教育和学术，成为科学教育救国的中坚分子，与蔡元培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傅斯年自从与蔡元培结成师生关系以后，一直关系密切，用傅斯年自己的话说：“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久”，他一生对蔡元培推崇备至，蔡元培对傅斯年也十分欣赏和爱护。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时蔡元培曾给他写了一个条幅，内容是：“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对傅斯年的期望和赞赏可以说尽在其中。在此后的长期交往中，傅斯年对蔡元培的尊敬不仅仅是学生对师长的敬仰，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尊敬，他曾经评价蔡元培说：“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得，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自古以来，师长的榜样和垂训对后代的影响是深刻的。
傅斯年的学识和立志教育与蔡元培的影响有直接关系。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救国的思想影响；二是蔡元培为救国医民献身的人格作用；三是蔡元培提倡民主与自由改革的学风。傅斯年曾评论说：“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由此说明傅斯年对蔡元培为文化教育献身的风格和胆识不仅仅是佩服，更重要的是傅斯年始终以蔡元培为楷模。他曾把蔡元培比做孔子，而自比子路，这既形容他们二人的品格，也确切地说明了他们二人不同寻常的师生关系。胡适是影响傅斯年献身教育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两人自北大结成师生关系，保持了终生的深厚情谊，由于两人都长期在教育界任职，对教育的改革虽然有时观点相左，但胡适在对傅斯年立志献身教育方面却有深刻影响。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一方面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全力支持和协助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改革，尤其是１９１９年４月，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师，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胡适亲自陪同他去各地讲学，在中国教育界留下广泛的影响。
傅斯年由于在这个时期与胡适关系密切，对教育有了浓厚的兴趣。另外，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对傅斯年献身教育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其四，家庭的影响。傅斯年父祖都曾是受人尊敬的塾师，尤其是父亲傅旭安，曾任东平龙山书院山长，由于知识渊博，爱生如子，倍受学生爱戴，他英年早逝，其学生联合起来资助傅斯年兄弟成才。其中最突出的是侯延?，因其早年贫苦无依，由傅旭安资助提掖，得以成才，傅旭安去世后，他慨然以教育傅斯年兄弟为己任，不仅负担了傅斯年从中学到大学的费用，而且对傅斯年为人处世给予很大影响。傅斯年成年后感念不已，经常对人说，无有侯公，我兄弟无有今日，家庭的重教爱生的传统对傅斯年投身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
总之，傅斯年献身教育的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产物。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转折，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对文化教育的反思，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探讨和批判，使中国教育开始脱离封闭的状态，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新生。傅斯年既是运动的参与者，又是运动的受益者，他在这个期间吸取了代表新时代的革命家、教育家和广大进步分子的思想观念，并加以融合、继承，对当时社会和时代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因此，他教育思想形成的起点是建立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文化教育批判、探索、总结的基础之上的。他献身教育志向的确立，既是时代的影响，又是他对文化教育作用深刻认识的结果。傅斯年带着献身学术教育的志向到欧洲留学。在７年中，他一方面在学术上广泛涉猎，兼收并蓄；一方面对西方的教育体制和内容进行了考察。回国后立即投入教育事业。
从整体上说，他回国生活的２０多年中，教育实践和理论的探讨是他的主旋律，具体又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２６?１９３６年的１０年中，他通过在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进行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教育思想逐步形成。这从他参加３０年代关于教育讨论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在讨论中，他对教育改革的思想观点明显表现出两种倾向：
第一，知识教育与社会需要相联系。他在这个时期已基本确立了高等教育是学术教育，中等教育是职业训练的思想。他对当时教育与社会需要相脱离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尤其是对当时还严重存在的传统士大夫教育心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批判，并提出了改革意见。其中许多意见是符合社会实际和高出一般人认识的。
第二，教育与救国相统一。尽管傅斯年教育思想的主要倾向是用教育救国医民，但是具体到这个时期又有其特殊的背景，尤其是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又迅速向华北渗透，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更使人忧虑的是中国一些下层民众麻木不仁，缺乏民族自尊心，一些上层分子对日一味妥协，甚至有些人卖身投靠，作了汉奸。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当务之急，也是一切爱国人士活动的中心。傅斯年在当时参与筹备《独立评论》，撰著了大量的文章。他在《独立评论》发表的文章主要有两类，一是讨奸御寇，一是对当时教育状况与内容展开讨论，呼吁教育改革，把教育与救国密切结合起来。并具体探讨了教育如何唤醒民众，提高民众基本素质等问题，为抗日救国做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准备。１９３７?１９５０年，是傅斯年教育活动的第二个主要时期，这个时期他先后任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由以前的教授转变为教育行政领导人，这种在教育上角色的转变使他与教育有了更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二三十年代对教育的讨论和研究是一种良心的驱使和义务，而这个时期对教育的研究，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是一种责任和使命。前一个时期尚有着随意性，而这个时期则更多的是自觉性。再加上这个时期又是社会的转折期，社会动荡，学生心理复杂，他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为他教育研究提供了素材。因此，他的研究更加深入，他的教育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成熟，形成了独特体系。可以说，他的《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一文，既是他对教育研究的结晶，又是他教育改革的理想方案。这个方案是有相当的科学价值的。有些教育设想在现代教育中已经实施，有些仍具有借鉴作用。
傅斯年教育思想形成的过程，是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相互促进的过程，理论随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深化和完善，而随着教育理论和观念的深化，教育实践也不断深入，更能深层次地适应社会，两者有机结合，互相促进。从而使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具有较高的价值。
二、傅斯年对中西教育的批判和继承
傅斯年虽然在早年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教育，但他思想的成熟和定型基本上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也就是说，他主要是在对传统教育思想批判和否定的基础上确立自己教育思想体系的。正因为如此，他对传统教育基本上是采取否定和批判态度的，在以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对封建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革成为他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
其一，批判传统读书做官的士大夫思想意识。历史证明，改革行政体制容易，变革思想意识困难，这在中国的近代教育的变革方面表现的特别明显。清朝末年，一些具有新思想的人士认识到封建传统的教育和科举制度不改革势必导致中国亡国。清朝统治者迫于内外压力，开始设立新学堂，学习西方，改革教育内容，但是从学生到社会，思想意识并没有多少改变。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自信的向教育界宣告：“今破坏已完，建设伊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日当求建设之学问。”民国政府对教育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教育总长，提出五育方针，废止尊孔读经，倡导男女同校，试图改革教育的传统思想意识，但自袁世凯执政，封建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思想意识又有所恢复。这种状况使许多教育家认识到：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培养仕宦之才为主要目的，由此而产生的重道轻艺，贵义贱利，读书做官的教育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形成了一种深沉的文化心理积淀。要改革教育，必须首先改变旧的思想意识和观念，至少要与教育体制和内容改革同步进行。
傅斯年早在青年学生时期，就认识到中国的所谓新式教育，实际上仍是传统封建教育的继续。他在３０年代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学堂自满清末年创办的时候起到现在，从不曾上过轨道，而近来愈闹愈糟，直到目前教育界呈露总崩溃的形势”。其根本原因是“学校教育仍不脱士大夫教育的意味”。他认为改革教育必须重视改革传统的士大夫思想观念。“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只有教育思想意识的改革才能促使教育彻底改革。从此以后，改革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思想观念就成为傅斯年在教育方面的重要主张。
其二，对以儒家经学为主的教育内容的认识和批判。儒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秦汉以后教育的基本内容和选拔人才的基本依据，几千年来一直为统治阶级所提倡和推崇，直到近现代在思想教育领域仍然有相当的权威性，传统文人将其视为“国粹”而加以保护。批判传统儒学，反对读经成为教育界长期争论的重点问题。而对儒学坚持批判，反对读经的阵营中，傅斯年一直是著名的斗士。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傅就追随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对尊孔读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在３０年代对国民党政府提倡祀孔，宣扬读经，进行了更深刻的批判。他认为：经学从来就是专制统治者愚弄士人知识分子的工具，在现代，经学作为学生学习内容，不可能促使国家强盛、社会进步，他说：“读经从未曾独自成功过，朝代的缔造也不曾真正靠他过，只不过有些愚民的帝王用他笼络学究。”尤其是历史发展到现代，学生迫切需要科学知识，而统治者提倡读经，是背离社会发展方向的。他强调指出：“六经中的社会不同于近代，因而六经中若干立义不适用于民国，整个用它来训练青年，不定出什么怪样子，更是不消说的了。以世界之大，近代文明之富，偏觉得人文之精华萃于中国先秦，真正陋极了。”因此，他坚决反对学校读经，主张以现代科学知识作为学生学习的基本内容。
其三，反对压抑个性的传统教育方式。发展和压抑个性是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教育和封建传统教育的重要分歧，传统的封建统治者和教育家都十分重视设置规范，培养人们服从的习惯，极力压抑个性，培养人尊从专制统治，他们强调的忠孝恭敬等都是培养奴性，要求人们无条件服从君父长上，泯灭个性。而资产阶级教育家和民主主义革命家则强调发展个性，独立、自由地认识自然和社会，充分发挥个人才能。
傅斯年将这种思想阐发为：“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从而进一步阐述了个性与社会的关系。为什么要强调个性，傅斯年认为，社会的“善”是“个性”发展的结果。“‘善’是‘个性’发出来的。没有‘个性’就没有了‘善’”。
傅斯年一生以此为准则，他的一位学生曾对此评论说：“此种观念，先生不仅言之，且亦身体而力行之，三十年如一日。惟其主张自由发展个人也，故其行则独立，言多谠论，惟其主张为公众谋福利也，故其一生最乐于成人之美，尤乐于指导青年，提携后进。”主张培养和发展个性，不仅是他一生的行为准则，而且是他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也是他教育思想中有价值的成份。总之，在对封建传统的文化教育的批判方面，傅斯年实际上继承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在与他具同样阶级属性的人士之中，无论从思想方面，还是立场方面都显得更为激进，对问题的认识也比较深刻，但与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人士相比，则难以相提并论，尤其是在分析、认识问题的角度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傅斯年的教育思想融汇了大量的西方文化教育思想的成份，但是他对西方文化教育思想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了他教育思想的成熟。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开始阅读西方著作，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他由于受胡适等人的影响，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开始崇拜西方文化。他曾强调：“现在中国希望制造一个新将来，取用材料自然最主要的是欧美的物质文明，即［使］物质以外的东西也应该取精神未衰败的外国。”说明他当时对西方文化相当崇拜。留学期间，他对西方文化有了系统的了解，虽然仍注重吸收西方文化，但不再盲目崇拜，李济曾回忆说，留学回国后的傅斯年“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方、西方之分，他向来不用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名词，他认为真理只一个，发现这真理的人不管他是东方人也好，西方人也好。”结合傅斯年回国后的论著，李济的回忆很符合事实。傅斯年经常比较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异同和文化的优劣，他的结论往往是各有短长，要求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中进步的东西，借鉴他们的长处，发展自己，他的这种思想观点既是对早期崇拜西方的一种否定，也是对要求全盘西化的人进行的批评。在教育思想上，他也有着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他在欧洲留学７年，对英德的教育状况，教育制度有较多的了解，回国后，他对中国改革教育体制盲目取法美国十分不满，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主张效法德国，在大学实行讲座制，注重学术研究，在基础教育方面设立课程要少而精。晚年他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和对教育的研究，提出根据本国的国情，对各国教育选择着学的思想，他阐述自己对西方各国教育的态度说：“我以为学外国要选择着学的，看看我们的背景，看看他们的背景。
当然，定一种制度也和定民法刑法一样，完全求合于当前的环境，便不能促成进步，完全是理想，便无法实行，当然混合一个才好。即如在学校制度上学外国，要考察一下他们，检讨一下自己。欧洲大陆的学校制度，有很多的长处，然而我们没去全学……”①傅斯年晚年的这种教育思想应该说是比较科学的。
三、傅斯年主要教育观点
就中国现代教育家而论，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在许多领域没有开风气之先，却有继承、发扬光大之功，他所强调的办教育的原则和理想也符合时代和教育的一般规律，可以说他的教育思想自成体系，许多思想适合于时代，具体来说，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观念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其一，教育兴国思想。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使命，而对于这种使命的态度和担负的责任是评价具体人物的基本标准。中国近现代是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因此救国是中国人民最迫切最艰巨的使命，知识分子在这种神圣使命中充当什么角色，担当什么责任是每个知识分子所必须认真考虑的。具体到怎样救国，依靠什么救国则是一些有识之士积极思考和认真探索的。
傅斯年是三四十年代教育救国论的中坚分子，他认识到救国首先要改造国民性，提高民众的基本素质和爱国热情，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教育最为有效。他从青年时代决心献身教育事业，一生无悔无怨，实践他教育救国的理想，正因为如此，他作为教育家来说，没有注重探讨教育的具体理论和方法，而一直追求教育的社会效果和目的，时刻注意的是为社会培养和输送有用的人才。他心目中的有用是指有爱国思想和有科学技术知识两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具有爱国的思想。他在抗战期间曾检讨教育说：“新教育之表现其力量，这里所谓新教育，专自清末以来之新制而言，尤其着重五四以来之开明运动，近几年中之民族主义教育。在今天，回想我们在小学时代??清光绪末年??真正是两个世界了，现在的青年，以考上空军学校，炮兵学校为荣，尤其是在好家庭中之青年，有此志愿，至于一般老百姓，爱国心之发动，更可以看出时代的转变。诚然，受新教育者尚有不少的人去做汉奸，可见在教育上还要努力。但是以百分比例算去，可见目下的局面出在二十年前，或十年前，汉奸要多好些倍。”傅斯年所注意的是新教育对于提高民众素质，抗战救国起了作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他对此深感欣慰。可以说，傅斯年从事教育主要目的是爱国、救国、动员全国人民努力奋斗，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走向独立和富强，他一生为此进行了长期奋斗，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二，教育独立观念。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由于西方教育理论不断输入，各种教育学说在中国流行，同时由于中国知识界，教育界的觉醒，对各种教育理论、学说进行研究、融合，形成了许多派别，组合为各式各样的理论体系，又融汇成许多思潮。其中包括教育独立思潮，平民教育思潮，乡村教育思潮等，在这些教育思潮中，以教育独立思潮，平民教育思潮影响最大。傅斯年是教育独立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蔡元培、胡适等人为教育独立进行了长期奋斗。从某种意义上说，３０年代以后傅斯年成为教育独立思潮的主将，他一生为教育独立而积极努力。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强调，教育不独立是办不好的，反对各级政府干涉教育。他晚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此点表现的更为突出。他极力坚持教育独立，反对政治干预。他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正是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初期，这个时期局势混乱，政治斗争激烈，国民党政权为了稳固一隅统治，实行白色恐怖，乱捕乱杀，对台湾大学师生也是如此。傅斯年对此不满，亲自出面和国民党政府交涉，不准军警随便到台湾大学逮捕师生，即使有确凿的证据，逮捕人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定为一项制度，形成这样一个传统，至今仍继续保留。傅斯年力争这项权利，是他坚持教育独立，摆脱政府控制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连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员自愿结合相互保证，甲保证乙的思想纯正，同样乙也保证甲思想纯正，万一发现有人思想不纯正，除他本人受严厉制裁外，连保者也要受牵累。当局其时也要台大师生办理连保手续，傅斯年出面进行抵制，他一个人进行保证，有问题发生，他愿意负全部责任。其结果在台大没有实行连保制度。
傅斯年的这种举措反映了他教育独立的思想，即学校是教育的主要阵地，尤其大学是独立的学术研究和教育的场所，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机构不能随便干预。正如傅斯年去世后台湾的一些报纸所评论：“傅斯年先生长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但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攻讦、阻挠，各种困难也在此。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地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②傅斯年坚持教育独立，目的就是反对政治势力和专制统治者控制教育，把学生培养成自己的工具。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更坚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不似政府官员那样有严格的等级思想，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思想和态度。据记载，１９４９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国军队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希望傅斯年到常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了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报纸登载的照片：当天在贵宾室就坐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则立正站立，傅斯年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翘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日报纸的新闻特写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当时有人引《后汉书》范滂评述郭林宗的语言称赞傅斯年，“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①傅斯年教育独立的观念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中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道德”观念和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
其三，教育机会平等的观念。一般说来，虽然教育本身没有阶级性，并且历代教育家都曾提倡有教无类，教育平等的思想观念。但是实际上教育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阶级社会，教育始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平等很难切实实施。傅斯年作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育家，虽然他不可能向教育民众化方面走的太远，但他却是一生都在努力实施教育机会均等的理想。从早年他就一再强调贫富人家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应是均等的。虽然他自己也认为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他的理想和追求，他一生都在为实现他的理想积极努力。他在任职中山大学、兼职北大、参与教育讨论时不止一次地提出以多设奖学金的方式，帮助出身贫苦的优秀子弟，使其不失去求学的机会。他在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更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台湾大学设置了多种奖学金，奖助金，如工读奖助金、成绩奖、台籍贫寒学生救济金等，除此以外，他还多方设法，争取给贫苦学生学习以方便。更为难得的是，他把这一切作为办学的一项目标努力促其实现，他去世前列席台湾省参议会，回答参议员对台湾大学校务的质询，在谈到扩大招生和保留奖学金制度时，他坚决地说：“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质资好肯用功的，仅只为了没钱而不能升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让他们被摈弃于校门之外。”并强调说：“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其所有之困难，使他们有安心求学的环境，然后才能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求他们努力读书，那是不近人情。”他说这话当时是有所指的，心情激动，几秒钟后便猝然去世，这几句话便成了他最后的遗言。傅斯年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的思想境界无法突破其时代的局限，他无力实行教育向社会平等开放，而只是提倡多设奖学金，解决贫苦学生的求学问题，这自然只能惠及极小的一部分人，但他在当时已经注意教育不平等问题，并为此而积极努力，说明他对这个问题已有成熟的观念。而这种思想观念应该说是教育的根本目标之一。
不容否认，傅斯年受阶级和社会的局限，虽然终身没有离开教育界，但无论教育的实践还是教育的理论建树，与同时的著名教育家相比都有所逊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就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来看，傅斯年与蔡元培、胡适、黄炎培、张伯苓等大体是一致的，都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在反对封建传统教育，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和确立新内容方面有着明显的进步性，并且都是教育、科学救国的实践者，都注重教育的目的，想通过教育的功能提高国民素质，促使国家强盛，社会进步。但相对来说，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缺少蔡元培、张伯苓等人开一代教育风气的动荡力，尽管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在某些方面更加激进，但整体上不如蔡元培等人教育思想更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
其二，就傅斯年的社会属性来说，他是一位具有传统意识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因此，他的教育思想缺少人民性和革命性，虽然主张教育机会均等，但远不像黄炎培、陶行知、杨贤江等教育家那样为民众教育而毕生奋斗，努力使教育向全社会开放，代表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他的教育思想也没有这些平民教育家影响深远。
其三，傅斯年虽然一生没有离开教育界，但他教育思想的成熟和系统总结与阐发是在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期，这个时期他全部心力都投入教育，并对教育理论进行了认真探讨，正当他对教育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时，不幸猝然去世，从而使他的教育思想和理论研究成果没有面世，这不仅使后人深感遗憾，也从整体上影响了他教育思想的厚度。
总之，一个教育家的历史地位主要取决于他的思想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傅斯年教育思想虽然具有某些局限性，但从整体上说，他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自成体系的思想理论，许多思想观点在当时和后世都有一定影响，正如熟知他的人所评论：“我们不能忽略他在几十年以前所注意的许多教育问题，而这些也就是今日正积极谋求解决的问题。同时他在几十年所持的教育制度的改进意见，今日也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因此，我们不能低估他的教育思想的正确度。”的确，傅斯年坚持的一些教育主张和理想后来得到了教育界的重视，对教育领域的改革也有借鉴意义。由此而决定了傅斯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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