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人民政协报“关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专栏已开办二月有余，期期有声色，篇篇作忧思。应当说，它达到了叫人“关注”的目的与效果.

　　中国教育改革，如果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创办算起，已经历100年左右；如果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教育”（毛泽东语）算起，则逾半个世纪；如果从邓小平同志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算起，那亦已近四分之一世纪！有目共睹，且世所公认，正是在这最近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事业取得了100年来最伟大的成就。

　　然而，所有这些教育成就，从教育社会建制来说，本质上说都属于现代教育制度的范畴。所谓现代教育制度是以1767年德国普鲁士颁布世界上第一部义务教育法为肇始的。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是义务教育，是国家出钱供给的免费教育。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个教育之所以免费，事实上不过是从国家总税收中拿出来替受教育者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当代的人们也许难以想象的是，尽管资产阶级当时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且“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这些新兴资产阶级国家实现各自义务教育的步伐不仅相当迟缓，而且前后一共竟花去了近200年的历史时光。这至少从一个历史侧面可以看到，即使对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来说，要从其岁入中拿出巨大份额来办免费教育也是一个艰巨、棘手而又漫长的过程。在实现一项需要巨额经费的社会变革面前，光有政治的勇气是不够，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和适合本国国情的策略。

　　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遭遇的困境看，首要的是经费问题。所谓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问题，说到底是国家拨给这些地区的教育经费不足，甚至严重短缺造成的。由于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国家投入甚少，所以，国家教育政策在这些地区也就十分无力而又苍白，比如，“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之所以虽然中央政府年年明令禁止但依旧欠拖不止，虽常常频传捷报有所解决，但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根源就是政府财政无力保障的缘故。因此从长远看，包括贫困地区在内的广大农村义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根本问题，一靠国家经济发展，二靠地方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只有经济发展了，政府（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才可能拿出钱来办教育。这也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之根本原因。在近代世界义务教育史上，既没有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仅由农民自己负担的国家，更没有义务教育经费靠像希望工程这样的募捐或慈善活动来解决的国家。

　　其次，从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看，现代教育制度已经走到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上的现代教育，其基本特征是：1）世界各国教育经费早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就出现了“零增长现象”。2）义务教育入学率已经离开指数增长阶段而进入了饱和发展。甚至连高等教育亦在向大众化乃至普及化迅速迈进。换句话说，世界在校学生的规模早以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3)当代各国的教育经费支出，均已十分庞大，甚至已抵达与本国军费相当或仅次于军费的水平。4）随着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教育的投资功能正在日益显现出来，并为人们所认识并已开始付诸实践。即使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各地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了“居民教育投资增长快”的教育经济现象。5）教育正在从只花国家纳税人钱的社会公益事业，转向具有自增长生产能力的一个产业部门。这是因为，马克思说过，“服务就是商品”。因此，从当代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教育服务具有使用价值，因而具有交换价值，纯粹的意义上说，它的确可以出售。这是当代教育之有别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之最本质的地方。6）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既是事业，又是产业；既是文化，又是经济；既依然具有上层建筑属性，又越来越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基础部门。用通俗的话说，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由于知识的生产、加工、使用、分配等一系列环节，都离不开人力资本，因而，那些人力资本化的产业如教育、培训、科研等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为己任的部门，必将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

　　20余年来，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遇到的激烈挑战与两难选择，无不与这个十字路口的上述特征密切相关。如同我国虽然没有实现工业化，但许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部门照样不可阻挡地生长出来一样，我国教育面对的正是差不多同样的一种情势：一方面，建立由国家提供免费教育的现代教育制度的任务远未完成，另一方面，适合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因素已在当代教育中迅速孕育与扩大。此两者所显现出来的社会差距之间的竞争，乃至冲突，将是不以人们的良好的感情和意志为转移的。

　　北京“十一学校现象”和“25中现象”，以及全国各地所在都有的“公办名校转制”等，都不过是在传统公办校园里在“转制”的名义下悄悄运进了市场经济之“制”而已。所以，对这类学校或教育集团，光是监督其教育教学是不够的，更要把握和规范其事实上的市场经济活动，并按照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学说，把知识经济条件下教育领域里的生产关系改革好、调整好，使之适合并促进教育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懂得，先进的生产力一旦失去规范亦会转化成为祸害社会的邪恶势力。如同科学、技术、军事等之于人类社会，先进的教育生产力亦然。

　　在1999年党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前夕，陈至立部长指示，要求来一次“教育思想新解放”。面对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困境，我愿呼吁：应当再来一次“教育思想新解放”！这是因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仅仅关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中“小道理”，诸如，“优先将薄弱校转制”、是否应当“抓大放小”还是“抓小放大”、“落后地区缺观念的进步”、“一个也不能少”，乃至给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送点图书，捐台电脑，盖几间房等等，是无法解决我国广大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问题的。只有抓住“大道理”，才能解决大问题。

《人民政协报》200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