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据西藏自治区教科所张应吉、田家乐为纪念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写的《园丁指数桃李春》一文所载：到2000年底，全区有小学842所，小学教学点2715个，在校生313807人，小学入学率达85.8%。全区已有两个县通过了“普九”评估验收，37个县通过了“普六”评估验收，16个县通过了扫盲评估验收，青壮年文盲率已下降到39%。全区有普通中学98所，在校生55232人；中等专业学校12所，在校生6585人；高等学校4所，在校生5475人；培养研究生点2个，在校研究生24人。目前，西藏已形成了以区内办学为主、区内外联合办学为辅的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扫盲夜校到大专职业培训中心、从民族文化专业到现代科技专业的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民族教育体系，为迎接21世纪西藏社会的大发展和宏伟的西藏大开发奠定了较为厚实的人才基础。

　　西藏，是一个充满传说的神奇地方；“老西藏”，是一个令人敬重的英雄群体。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不少内地人主动来到西藏长期工作。“老西藏”，就是人们对他们的亲切称呼。1950年进军西藏的指战员大多留了下来，成为第一批“老西藏”。以后，这个群体不断融入了一批批来自五湖四海、落户西藏的青年志愿者。到现在，已有近5000名“老西藏”长眠在了雪域高原。

　　在“老西藏”的队伍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来自内地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古老的西藏大地上默默地、执著地、长期地传播着现代科学和文化。本文所说的“老西藏”，就是特指这些长期奋战在西藏基础教育战线上的内地人。

　　选择西藏就是选择奉献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长期在西藏工作的内地人，起码要经受住高原反应、艰苦寂寞和婚姻家庭这三重考验。

　　高原反应关——“长期在西藏工作，至少要少活几年”

　　“当时觉得自己本来就是穷孩子，别人能吃的苦自己也一定吃得了，但没想到，自己的身体竟这么难适应高原。”日喀则地区高级中学校长潘洪官在回忆当年进藏的情形时仍然心有余悸。“在坐汽车去西藏的路上，最后三天，我高原反应厉害得连喝水都要吐，心跳得自己都能听到，头胀得就像要炸裂了似的，没有吃一点东西，没有合过一次眼。亲人送行时我没有哭过，但在经受生不如死的高原反应时，我还是忍不住哭了——难道真的要‘出师未捷身先死’吗？”“刚来西藏的头几个月，我的心跳一直是每分钟110次—120次，每天早晨都流鼻血。”

　　有过这种体验的人，就会懂得：在这种时候，躺在床上，就等于在工作；待在西藏，就是奉献。

　　一般人只知道，初到西藏的前三天会有高原反应。其实，对于许多内地人来说，无论在西藏待多少年，高原反应始终是存在的。

　　“不知是饱还是饿，不知是睡还是醒，不知是男还是女。”不要说没到过西藏的人，就是西藏本地人也不一定清楚这三句话中的含义。但是，只要是“老西藏”，就没有不明白的。曾自愿到阿里工作10年、现任西藏教育厅督导室副主任的乐宗果在不经意间透露了其中的奥秘：在高原反应的影响下，内地来藏的人肠胃消化能力普遍要下降50%，食欲不振，饥饱不知；大脑神经的兴奋和抑制能力失调，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实；由于长期没有夫妻生活，情欲受到抑制，久而久之自己也就浑然不觉了。

　　“老西藏”基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高原病。心脏肥大，这是内地人在西藏长期缺氧状态下必然产生的生理现象，即使是那些只来挂职工作三年的援藏干部也不例外。有一位工作期满、即将返回的援藏干部深有感触地说：“要是长期在西藏工作，至少要少活几年。”

　　艰苦寂寞关——“西藏教育是世界上最难办的教育”

　　“老西藏”大都是在一二十年前来到这里的。那时的西藏非常贫穷落后，不要说是吃新鲜蔬菜，就是喝开水，也因缺少木柴而难以办到。虽然有补贴，工资不算低，但单身生活开销大，打长途电话多，加上回内地探亲和家属进藏探望的花费较大，十几年下来，即使不添置高档用品，他们的积蓄也没有多少。

　　如果说在西藏生活艰苦，那么在西藏办教育就更艰苦。有人曾经说过：西藏教育是世界上最难办的教育。谁能办好西藏教育，谁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这是为什么呢？有专家分析认为，这里面主要有四个原因：

　　(1)自然条件差。①西藏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是内地的2/3，脑子经常就像灌了水一样。到西藏去过的内地人，在那里大都有大脑迟钝的感觉。活动量稍大或在海拔较高地区，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②天气寒冷，交通不便。西藏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异常寒冷，甚至是大雪封山。这不但使人的生存遇到困难(有位担任教育局长的“老西藏”，被冻得两只耳朵都只剩下一半)，而且使交通不便的问题更加突出。③地广人稀，居住分散。有的地方，一所学校就只有一个人——校长既是教师，也是教工。教师去各个教学点、教育行政部门干部去各所学校的路上所需花费的时间，常常要占去他们工作时间的1/2。(2)宗教影响大。有寺庙同学校争夺生源的现象。(3)历史欠账多。西藏和平解放前，教育几乎是空白。当时的教育，基本上就是寺庙教育。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校。(4)教学负担重。西藏中小学教育最棘手的问题不是交通不便，而是双语化(汉语和藏语)。在西藏，教学大纲规定的进度和课时同内地是一样的。但是，除了英语之外，教师既要教学生学习本族的藏语，又要教学生学习他们陌生的汉语(高考试卷是汉文的)。这样的教学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生活、工作之苦，往往是身体或大脑之苦；而寂寞之苦，则是情感或灵魂之苦。当夜幕降临、从各家飘出阵阵笑语和饭香的时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独守孤灯的“老西藏”们此时内心的滋味，恐怕要比风餐露宿、得病受累时难受得多。此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寂寞，那就是在这偏远的地区，虽然有着比内地多得多的付出和代价，但却没有内地那么多的奖励和掌声。能够默默地、长久地承受寂寞，也许正是“老西藏”最独特的品质。

　　婚姻家庭关——“最怕过中秋节”

　　留下的都是精华。无论能力还是人品，“老西藏”在同龄人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如果在内地找对象，恐怕他们都要挑花了眼，但在这里，他们能被姑娘挑上就算幸运的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里藏汉很少通婚，而汉族姑娘又少得可怜。在内地的姑娘，一听说要嫁到西藏就不寒而栗。即使她本人对“老西藏”有爱慕之心，也难以冲破家长的阻拦。大部分“老西藏”虽然费尽周折，在外地或家乡找到了对象成了家(一位校长的对象，是通过当地医生的朋友的内地亲戚从农村找来的)，但最终却不得不承受两地分居带来的种种酸楚。

　　尽管“老西藏”是一群抱着“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血青年，他们毕竟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为人夫(妻)，也有着浓浓的亲情，他们会遇到更多的家庭与工作矛盾。日喀则地区高级中学校长潘洪官的女儿在内地出生不久，就得了一种奇怪的腹泻病，医院曾两次发出病危通知书；他母亲病危时家里也曾催他回去，但他都没有回去——三个班的化学课离不了他呀！林芝地区教委办公室主任康岩的儿子，就是因为当地的医疗条件差而不幸夭折的。

　　现在，第一代“老西藏”的子女，已经在西藏成为一支生力军。像西藏教育厅厅长吴英杰、拉萨市一中校长张勤，就是在父辈的感召和动员下，扎根西藏、立志从教的。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是对“老西藏”的真实写照。

　　中秋佳节，正是阖家团圆、举杯同乐的日子，但对于“老西藏”来说，这却是他们最怕过的节日。端详着当空的一轮明月，遥望着远隔万里的故乡，轻唤着魂牵梦萦的亲人……平日里的一缕乡思此时如岩浆喷涌，难以释怀。“每逢佳节倍思亲。”可此时又岂是一个“倍”字了得！

　　每年的这一天，有着女人特有的细心、也是“老西藏”的原林芝地区教委主任(现任日喀则地区党委组织部长)戚素坤不管多忙，也要把同事中的援藏干部聚到一起，共同举杯，为远方的亲人送上深深的祝福；相互倾诉，排遣那平日里可以放下但无法割断的不尽乡愁。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老西藏”面临的考验，远远超出了他们当初的想象。进藏这一二十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年代。一方面，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内地教师的待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与许多内地教师相比，“老西藏”每年少拿几万元钱。他们正是年富力强、内地求之不得的人才，只要他们想调回去，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另一方面，身边的事情很无奈。当年一同进藏的同伴一个个地调回了内地，现在前来挂职三年的内地援藏干部的收入、职务、提拔和保健等方面的待遇又与他们的境遇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此外，由于生活条件差，身体不适应高原，加上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心事重重，所以“老西藏”的情绪出现波动也是正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老西藏”中有的人闹过情绪，还有的人想过要调回家乡。然而，他们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呢？

　　应当说，进藏前，“老西藏”的思想素质在同龄人中就是过硬的，而且他们也经过了组织上的严格挑选，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他们能坚守阵地并非偶然。不过，许多“老西藏”都说，他们之所以在遇到重重困难、在完全可以调回内地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下来，还因为他们在西藏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特别是受到了很好的锤炼和熏陶：前有第一代“老西藏”楷模的感召，后有党和人民重托的激励；上有各级组织的亲切关怀，下有藏族同胞和学生的殷切期望。

　　原林芝地区教委主任戚素坤曾经因失血过多而生命垂危。当时，戚素坤所在县的县长和书记动员了全县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调来了三支驻军部队作好验血准备，并亲自赶到了她的病床前。当6名战士共1250毫升鲜血缓缓注入到她的血管里的时候，她的第一个感觉是：“我的身上流淌着藏族同胞的血(第一位献血的战士是藏族人)，我要为西藏献出我的一切。”

　　在“老西藏”初到西藏的那个年代，学校伙食条件极差。看到这种情况，不少家里生活条件并不宽裕的藏族家长和学生不声不响地送来了当时非常贵重稀缺的白菜和小米。几乎所有的“老西藏”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这里的藏汉民族之间就像歌中唱的那样，“都是一个妈妈的女儿”，非常和睦团结。

　　的确，西藏民风淳朴，藏族同胞纯洁得就像那雪山上的皑皑冰雪。他们真诚质朴，善良热情，坚毅达观。无论是牧区还是城镇，无论是富裕还是贫困，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脸上总是挂着自然的微笑——在黝黑的面庞下露出雪白的牙齿，可以看到他们那大而发亮的眼睛里放出的纯真善良的目光，可以得到他们(即便是商人)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热情相助。西藏教育厅德育处处长扎西泽仁就曾自豪地说：“在大街上，你可以任意找一位藏族学生帮你搬东西，他肯定会帮忙的。”

　　在长年的相处中，面对藏族同胞的可爱和情谊，“老西藏”对藏族同胞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对西藏热土拥有了深深的眷恋。他们把藏族同胞看成手足兄弟，把西藏大地当做了第二故乡。无论外面多么精彩，他们都痴心不改；无论身边多么无奈，他们都无怨无悔。

　　昌都地区教委副主任杨新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从1978年进藏起，杨新民就一头扎进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昌都地区。如今，一同进藏的50多名大学毕业生，就只剩下了10几个。1989年杨新民曾陷入人生的低谷，这时，多次请他回乡的家乡政府，闻讯又正式请他回去担任市教委主任(这一位置为他空缺了很久)，然而他仍旧不为所动。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20多年来杨新民卓有成效的工作，就是对他最好的评价。1985年，他调任昌都地区第二小学校长一年后，该校升学率由一年前的60%上升到95%；1989年，他调任昌都县中学校长一年后，该校升学率由一年前的70%上升到97.8%；1999年，他调任昌都地区教委副主任兼地区中学校长两年后，该校高考升学率由两年前的32%上升到92%……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很多人并没有见过杨新民，但他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位总能给他们子女带来神奇变化的“老西藏”。

　　艰苦的磨砺，坚强了“老西藏”的毅力；环境的陶冶，坚定了“老西藏”的信念。是西藏，净化了他们的心灵；是西藏，促成了他们的升华。他们从书本走向实践，从柔弱走向刚强，从冲动走向稳健，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在意走向淡泊，从平凡走向伟大。他们实践了当年“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豪迈誓言，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超强的工作能力，为落后的西藏中小学教育带来了可喜的变化，赢得了各级领导和藏族同胞的一致称赞。他们大都走上了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岗位，成为西藏基础教育战线上光彩夺目的一面面旗帜——他们终于百炼成钢！

　　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人

　　为了祖国的需要，“老西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西藏人民没有忘记他们，“老西藏”的称呼就像“老红军”、“老八路”一样，包含着人们发自内心的敬佩和爱戴之情；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的崇高奉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

　　高举“老西藏”的旗帜，发扬“老西藏”的精神，已经成为“老西藏”的后来者们的崇高追求；宣传“老西藏”的事迹，学习“老西藏”的精神，已经成为西藏中小学进行德育的重要内容。每年，林芝地区一小不但要请当年进军西藏的18军的“老西藏”来给学生们作报告，而且还请他们与教师们一起座谈，使师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历史将会证明“老西藏”的巨大作用。当西藏教育从一片空白到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5.8%、创造了世界教育史奇迹的时候，当藏族学生一个个摆脱了愚昧和贫困、走上建设新西藏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当藏民虔诚地感谢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坚决地反对分裂西藏行径的时候，当内地人民专心地进行工作和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谁能说，这里面没有那些赴边从教的“老西藏”的默默奉献呢？

　　在造福西藏的同时，“老西藏”也在升华着自己。在“老西藏”的言行中，体现着党和国家以及内地人民对藏族同胞的深情厚意；在“老西藏”的胸腔里，饱含着对西藏和西藏人民的真情挚感；在“老西藏”的足迹上，镌刻着对教育事业的不变忠诚；在“老西藏”的血管中，涌动着精忠报国、甘做红泥的一腔热血。他们是世界屋脊的屋脊，他们是活着的保尔、孔繁森，他们是教育战线上的英雄儿女，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