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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专访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

　　沈满洪

　　1963年2月出生，浙江东阳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浙江理工大学生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浙江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任宁波大学校长，兼任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会长、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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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要向研究型大学转型

　　陈志文：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宁波大学应运而生。您怎么评价宁波大学这几年的发展？

　　沈满洪：宁波大学是一所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1986年由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创立，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

　　宁大是省部市共建高校，也是成长性最好的省属高校之一。尤其是现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宁波市委市政府对宁波大学的重视和支持程度越来越高。

　　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说，要一年接着一年、一任接着一任地支持宁波大学发展。原宁波市委书记、现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一军曾说，支持宁波大学就是支持宁波发展。当然，这几年宁波大学自身也很努力。

　　陈志文：这个转变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沈满洪：主要是因为学校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敢于站出来说自己不行，也敢于站出来说自己以后会行。

　　我刚上任时，感觉到宁波大学的发展水平和宁波的城市地位并不匹配。厦门有厦门大学，大连有大连理工大学，青岛有中国海洋大学和青岛大学，深圳有南方科技大学和深圳大学，相比起来，宁波的大学发展是最弱的。

　　针对这个情况，宁波大学第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宁波大学要向研究型大学转型。事实上，宁波大学前30年的发展已经完成了两次转型。在1986到2000的第一个15年里，宁波大学从一个新办的多科性大学变成了一所新型的综合性大学。当时包玉刚先生提出要在2000年达到在校学生5000人的规模，结果没想到，2000年时在校生已达1万人，学科门类除军事和哲学以外全都有了，1998年还办了医学院。

图源：宁波大学官网

　　在第二个15年里，宁波大学完成了从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的转型，国家三大奖、教学成果奖等标志性奖项都拿到了。2003年，全校论文没几篇，而现在宁波大学一年可发表1000多篇SCI论文。再过若干年，宁波大学肯定会发展得更好。

　　第三个15年里，宁波大学将完成从教学研究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型。并不是宁波大学不断要求转型，在办学之初包玉刚先生就提出要办一流大学，但由于包玉刚先生去世后支持力度得不到保障，所以宁波大学的转型发展变成了渐进式。

　　我们提出转型观点后，有的领导持反对意见，说“浙江省除了浙大以外，还要搞几所研究型大学”？我回答说，浙江省为什么不该有若干所研究型大学？对一个有六千万人口的经济强省来讲，浙江各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最大的短板就是普通高等教育。现在广东、山东、江苏各省的高等教育发展力度都很大，相比起来，浙江的力度还不够。

　　陈志文：是的。深圳、青岛发展高等教育的力度很猛，中国科学院大学要在青岛办一个分校区。

　　沈满洪：2017年省党代会前，省委书记、原代省长车俊召集我们第一批省重点建设高校的校长、书记开座谈会，共同商讨如何加快浙江高等教育发展，我当时明确提出要实施高教强省战略。起初宁波市领导对宁波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不同意见，但很快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意识到，宁波市必须要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标志性大学。

　　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教强省，支持宁波大学建设研究型大学，这是最大的外部保障。

　　陈志文：您怎么看待大学与城市的关系？

　　沈满洪：一个城市没有大学就是缺乏品位，这是显而易见的。以宁波大学为例，宁波大学现在越来越受到宁波市政府重视，除了入选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原因之外，还跟宁波市的城市转型发展有关。

　　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正好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时期，最缺的就是人才和科技。宁波是“中国制造2025”的第一个试点示范城市，重化工业等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升级。从产业结构上讲，宁波必须向高新化、轻型化方向发展，高新化就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轻型化就是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近年来不可能再出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局部地区是可能的。现在深圳基本完成了转型，杭州也转型得不错，经济发展速度深圳第一、杭州第二，杭州新经济的增长速度是18%~20%，传统产业只有4%。到现在为止，全国产业结构都已经调整为第三产业占比最高，第二产业其次，第一产业占比最低。但宁波还是第二产业占比最高，超过了50%。

　　所以我认为得把文化创意产业、服务业等靠智慧赚钱的产业比重做大，如此一来，宁波环境承载问题不会大，经济也会发展得更快。这背后需要人和技术，也是宁波大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入选“双一流”为宁波大学人才引进提供一大利好

　　陈志文：在学校转型过程中，面临过哪些困难？

　　沈满洪：校内思想不统一。学校老师好不容易适应了教学型大学，学校又转型做教学研究型大学了；等老师好不容易适应了教学研究型大学，学校又要转型做研究型大学。对于基层老师来讲，这是很为难很不适应的事情。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只能以降低效率为代价，坚决不提“下岗”这两个字，保证每个老师有饭碗。如果老师在科研上吃不消，那就多承担一点教学任务，如果教学科研都吃不消，可以转到管理岗位、后勤岗位。

　　我刚上任时，学校有三个地方不达标：生师比不达标、生均教学行政用房不达标、生均图书不达标。按国家规定生均图书最少100册，我们当时才50册。很多人认为用电子图书就行，但我认为看电子图书和看纸质图书是不一样的。宁波大学一半多是文科学生，怎么能连底线标准都达不到？到2020年，这三个指标都会陆续达标。

沈满洪

　　陈志文：如果原来的老师不下岗，如何引进和提拔新人？

　　沈满洪：原来的教职工基数较小，我刚来时，学校只有2400名教职工，其中1400名是专任教师。一方面，老师的比重太小，生师比不达标；另一方面，非专任教师的比重太大。

　　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历史原因，过去宁波大学三校合并、五校合并过程中，师资队伍呈现参差不齐的状态。此后，学校也不太重视师资配比，后勤倒是进人不少。所以这两年我们大力开展后勤人事制度改革，事业编制只减不加，总量控制在1000人以内，专任教师每年净增100人。

　　宁波大学发展了30年，退休高峰来了，2016年宁波大学退休调走30多人，引进130多人；2017年退休调走40多人，引进130多人，增量部分都是有能力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老师。我把这些道理跟市委市政府领导讲清楚以后，他们都非常支持。

　　陈志文：这些新进老师从哪里来？

　　沈满洪：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招。2017年宁波大学进入“双一流”以后，学校对老师的吸引力大大增加。2017年12月，两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剑平）带着整个团队全职到宁波大学工作。2018年4月，加拿大工程院院士朱志伟也全职到宁波大学工作。

　　陈剑平院士原来是农科院院长，也是宁波籍最年轻的一位院士，卸任农科院院长以后，几十家单位争相邀请他。2017年6月下旬，陈院士到宁大来，我跟他聊了两个小时，发现他的兴奋点是搞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综合体。因为长期在英国工作，陈院士感觉到中国现在跟发达国家相比，主要落后在农村，他是搞农学的院士，所以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我听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提了六七个很尖锐的问题，涉及土地政策、农民养老保险、失地农民怎么解决等一系列问题。陈院士说，过去没有几个人能听懂他的话，而我听懂了。我跟他说，我会举全校之力成就你的事业，你的事业成就了，宁波大学也成就了。

　　此外，他要做新农村综合体制，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我告诉他，宁波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可以培养复合型人才，而且作为校长，我在教授、院士面前就是“服务员”，会做好服务工作。最终，陈院士被打动了，来了宁波大学。

　　陈志文：进入“双一流”对宁波大学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沈满洪：是的，我觉得有三大意义。

　　第一是经济意义。宁波大学过去几乎没有国家财政支持，现在中央政府有引导性资金投入，省政府、市政府都有配套资金，每年还有递增。社会看到了宁波大学的希望，捐赠也多了。

　　第二是社会效益。宁波大学基础性学科、长线学科很多，过去研究生招生一直很困难。2016年一志愿上线率才30%多，2017年达到了50%以上，2018年一志愿上线率86%，2019年则达到了100%。

　　第三是文化意义。学校师生员工以及20万校友的凝聚力增强了，大家看到了宁波大学的希望。

　　陈志文：我能明显感觉到，您特别想把宁大建设好。

　　沈满洪：宁波是能够成就事业的地方，只要有能力做成事情就会得到支持。我曾说宁波是中国的以色列，因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商人和科学家最多。

　　在中国，以城市为单位，宁波的两院院士排第一，科学家屠呦呦也是宁波的。宁波企业家也特别多，像香港的包玉刚、邵逸夫、王宽诚、李达三、黄庆苗、曹光彪、蒙民伟等都是宁波人。我们把宁波帮精神概括为创新创业、爱国爱乡。

　　陈志文：吸引这些院士的，一是“双一流”，二是宁波的大平台、大舞台，还有您这样真诚、低姿态的人。

　　沈满洪：在招人过程中，我个人的因素确实有一些。

　　实际上对宁波大学来讲，引进人才的压力是很大的，宁波大学办学空间有限。我刚上任时，引进团队来学校考察，问我实验室在哪里，我说暂时没有，他们又问那几年以后有，我回答不了。

　　现在大学办学还是要大楼大师并举，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讲大师重要性的时候，清华园里也没多少学生，一个教授一栋楼很好解决；现在是现代科学时期，浙大的王淦昌先生提出了中微子理论假说，却苦于没有实验条件来证明，一旦证明就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可见大楼和实验条件对老师多重要。正因此，这些年宁波大学实施大楼大师并举战略，办学空间实现了翻番目标，植物园校区、梅山校区、慈溪校区先后投入使用。

　　陈志文：有考虑从国外引进人才吗？

　　沈满洪：现在我开始把目标慢慢瞄准国外了。接下来宁波大学引进外籍师资的力度会加大，有些专业会有刚性要求，比如不可以完全在本国引进师资，这样宁波大学的师资队伍结构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国际化水平。

宁波大学要打造世界一流的涉海学科群

　　陈志文：现在学科交叉是主流发展方向，宁波大学在这方面将如何布局？

　　沈满洪： 近年来，宁波大学以力学为基础，选取具有比较优势的水产、信息与通信工程，组建“海洋生物技术与海洋工程”学科群，聚焦“海洋力学与近海环境工程”、“海洋工程结构与装备”、“海洋生物资源增养殖与高值化利用”、“海洋信息通信”四大应用领域，以打造世界一流的涉海学科群、培养一流的涉海人才为目标，带动学校整体发展，加快实现从教学研究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型。

图源：宁波大学官网

　　陈志文：为什么会选择海洋领域？是因为宁波靠海吗？

　　沈满洪：当然跟区位条件有一定关系，但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我向包括丁德文院士在内的几位专家咨询过，国家对海洋问题的研究深度远远弱于对陆地问题的研究深度。

　　此外，海洋战略是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作为一所地方高校应该去回应这样一种需求。习近平在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时，第一强调的是绿色，第二强调的是海洋。当时浙江省成立了三个领导小组，分别是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循环经济领导小组和海洋经济领导小组。前面两个小组是习总书记当组长，海洋经济领导小组是省长当组长，但习总书记会参加每一次海洋经济工作会议，对海洋问题从来都是高度关注的。

　　学校现在文理同时开弓，理科要往海洋化方向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也要往海洋化方向发展，如海洋经济，海洋法律，海洋管理，海洋治理，海洋教育，海洋文化，海洋文学等。

　　陈志文：除了学科布局，您还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沈满洪：跟我直接有关的——

　　第一，组建了中国经济生态学学会海洋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发展论坛已经连续开了四年，第一次在宁波，第二次在舟山，第三次在湛江，第四次在海南，把全国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

　　第二，主持编写了一本《海洋生态经济学》。

　　第三，申请了一个国家重大项目——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机制研究。补偿机制是我的研究强项，现在我将其融入到海洋这个现实的问题当中来。

　　第四，成立了东海研究院，重点关注东海问题，包括海洋权益，海洋法治，海洋经济，海洋环境等。

　　第五，成立港口经济协同创新中心，因为港口毫无疑问跟海洋是关联的。

　　陈志文：我觉得宁波大学建设“双一流”的重点实际是海洋。

　　沈满洪：是的。学校入选“双一流”的学科是力学，力学本身是纯理论研究，但已经有很牛的一批学校在做这项研究了，宁波大学必须结合一个具体的问题开展一流学科建设。

　　为服务国家“海洋强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浙江省、宁波市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宁波大学以力学为基础，组建“海洋生物技术与海洋工程”学科群，打造世界一流的涉海学科群。

　　陈志文：对比中国海洋大学，宁波大学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沈满洪：中国海洋大学的基础和实力远远在宁波大学之上，但中国海洋大学也有劣势，那就是学科比较单一。

　　宁波大学是在综合性大学当中建设海洋学科，而且把海洋作为重中之重，各个学院至少有一部分内容向海洋学科交叉，通过学科交叉、学科团队、学科特区等各种各样的配套政策，吸引优质人才建设涉海学科群。

未来高等教育的中心肯定在中国

　　陈志文：您怎么看待目前高等教育的发展？

　　沈满洪：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总体上是关联的。当一个国家成为经济中心的时候，正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不断增强的时候，高等教育中心也就会出现在这个国家。比如，英国成为经济中心的时候，高等教育迎来了英国时代；德国成为经济中心的时候，高等教育迎来了洪堡时代；美国成为经济中心的时候，高等教育迎来了美国时代。

　　按照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再过10年左右时间，经济总量会达到世界第一。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变数，比如战争、贸易战等，但是我相信，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一旦中国稳固地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中心时，高等教育的格局肯定要重新分配，高等教育中心肯定在中国。现在世界最好的10所大学中，约有7所在美国，将来这个格局肯定要打破。

　　陈志文：新高考改革赋予了学生自主选择权，出现了选文科的学生多于选理科的现象，但对于国家发展来讲，理工类人才是最为需要的。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沈满洪：我觉得理工科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千万不要丢掉。文科重不重要？对于治国理政是很重要，但是主力军肯定是在实体经济，肯定是在理工科，大头必须要抓住。

　　陈志文：过度强调学生的选择权对国家是非常不利的。

　　沈满洪：这跟年代有关，我的前任校长提出：“把成才的选择权交给学生”，这是教学研究型大学阶段的特殊产物，地方高校必须要解决就业率。

　　宁波大学有一个大学生专业选择的实践，结果是什么呢？商学院生师比超过40:1，大家都去学会计了，我们重点要发展的学科水产、力学招不到学生了，理学院招不到学生了。

　　对一所综合性大学来讲，数理化、文史哲是根基。水产、力学、理学这几个学科必须要培养科学家，不能单纯满足于就业，而选择到商学院就是追求的就业率指标。但我们不能去否定学生的选择，只能做微调，经过对十几个学科门类的调整，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陈志文：从副校长到校长，您觉得其中的区别是什么？

　　沈满洪：副校长是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也是分管部门领导。从班子成员的角度来讲，副校长要站在整个学校的角度思考问题，从分管领导的角度来讲，副校长要代表分管部门的利益。很多副校长的角色错误在哪里呢？就是只站在分管部门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说党委会讨论预算时，只说分管部门经费不足，不会从整个学校考虑，学校经费总额是一定的，不能顾此失彼。

　　副校长既要出思路，又要抓落实，但是总体来讲副校长就是要提建议，把分管部门的问题、解决思路和方案拿出来，领导班子来衡量是否采纳，这是副校长和校长很大的区别。具体来讲，管理后勤工作的副校长应该考虑后勤面临的问题、需要的资源和保障条件；分管研究生的副校长应该考虑怎么把学位点布好，提好思路，抓好落实。

　　校长是没有任何退路的，副校长、处长等等所有人向你请示工作时，不可以含含糊糊、不知所云。

　　陈志文：我觉得您是一位特别朴实的人，也是一位朴实的校长，这是我感受最深的。您把自己定位为“服务员”那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沈满洪：我是受原来杭州大学沈善洪校长的影响，他的境界是很高的。有一次，一位很有名的中文学者在学校想用车用不上，沈校长就说，以后要首先解决这些教授的用车问题，如果跟校长、书记们的用车有冲突，那就暂缓校长、书记们的用车安排，优先解决教授用车。我那时在学校临时代理接待科科长，从沈校长身上学会了应该怎么尊重大学教授，如果对教授缺乏尊重，那人心就凝聚不起来。

　　陈志文：在未来，您想把宁波大学带向何方？或者说对宁波大学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沈满洪：因为我能当校长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再过四五年就退休了，这四五年里，是否能一直在宁波大学工作也由不得我做主。但是，我总体的愿景是通过两个30年把宁波大学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