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立学校办得不错，那为什么还要办私立学校？私立学校与商业机构有什么不同？政府应该管什么？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香港大学副校长、知名教育专家程介明先生的分析比较，无疑能给人一种新的启示。
从外面看进来就是用境外的框架来看现在大家正在讨论的事情；探讨我所了解的国内一些热点问题；谈谈新的社会，新的使命。
（一）
关于热点问题。我了解得不多，主要是从外面看进来，所以提的问题不一定很准确。第一个问题是私立教育为什么存在？中国的特点是公立学校办得不错，那为什么还要办私立学校？第二个问题是私立学校与商业机构有什么不同？第三个问题是政府应该管什么？第四个问题是公平问题？最后是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的关系问题。
首先是私立学校为什么存在。对这一问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张民生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对公立教育的补充方法是不同的，有时补充量，有时补充质。在国外，私立学校还提供另类教育。但我感觉，在内地这一点还不明显，有时私立学校的应试教育比公立学校还厉害。但无论如何，它突破了公营学校中种种繁琐的规章制度。例如"转制"学校能收费，如果它完全存在于公立系统中，就不能收费。这就是说私立学校希望跳出原来的规章制度。将来到底会怎么样，就不敢说了。
私立学校与商业机构有什么不同？组织一般有三个要素：一是职，即职位，就是要做什么；二是权，就是能做什么；三是责，就是做得好做不好由淮说了算。其中的责分为三块：一是国家通过法律和拨款等，对校长和教师进行管理，任何社会的私立学校均受法律管制；二是对顾客（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负责，如果学生怨声载道，那学校也好不到哪儿去。对一般的商业机构而言，符合了法律，符合了顾客的意愿，就可以了。但是教育和其他专业机构都还负有专业责任，即当我们教育学生的时候，不光是为了应付规章制度，也不光是为了满足家长的意愿，还有自己的专业目标，比如教育下一代，为了专业良心、专业精神等，这些都是国家规章制度或顾客无法完全告诉我们的。这是学校不同于商业机构的一个主要方面。商业法之所以不适合学校，就是因为学校有它的专业责任和专业使命。这只有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才最明白，这不是规章制度能完全决定的，学生家长也不能够直接告诉专业工作者什么对，什么不对。
政府应该管什么？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出，因为每个社会都不一样。但我觉得法律、政策和措施不是同一回事。法律一般要求有最大的共识，是大家都承认的最低要求，且长期稳定。而政策可以变得快一点，变得多一点。两者之间应该有这么一个界线。另外，法律一般没有判断性，不可能变成一把尺，度量什么是好的私立学校，什么是不好的私立学校。法律要做的就是允许什么样的私立学校存在，什么时候私立学校不能存在。所以法律如果定得太宽，就会超越法律的权限；如果定得大严，就不能实事求是，就会限制私立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我个人觉得中国人的法律观念一直在演变，前面的几个法与后面的几个法不完全一样。例如现在常说"不以营利为目的"，这在国外是不可能作为法律条文的。
公平问题。如公立转制学校有公家的资助，还要收费，是否公平？这可以说是不公平。但是否公平要看在什么水平上，即参照系在哪儿。就转制学校而言，从私立学校的角度看，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我要存在，你令我难以存在。在我以前自己办私立学校对，就公平问题也跟政府吵了很多架。但从政府的角度看，如果它认为私立学校只是公立学校的补充，那它的头脑中就不一定有公平的概念。你说大家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但政府可能觉得我们本来就不在同一条跑道上。这并不是说不要讲公平，经过20多年的奋斗，国外的私立学校与政府的关系逐渐达到了平衡。最重要的公平问题还是看学生，就是政府是不是公平地对待学生。这是可以比较的。这是不是可以变成法律？不一定。比如香港有一所公立大学，政府给它基本建设费以后，就一个铜板都不给了，学生要自己付费，而其他传统的大学有很多在职进修的硕士班，都是政府资助的，学生付费只占成本的18％。所以最近有人提出，这是很不公平的。学生在接受本科教育的时候可以勉强说你成绩不够，所以不能得到资助，但业余进修没有这样的界线，为什么在这所学校要交费，在那所学校就不要交费？这在社会上很难得到认同。所以学生公平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最近北欧的一些国家和新加坡打算给每个人一张IC卡，里面有一笔钱，比如每个人给一百万，你喜欢怎么花都不要紧，喜欢在最初的教育阶段花光可以，喜欢等到退休以后进老年大学也可以，这样就公平了。当然，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想法，但有些国家真的在这样想。有时，学校间的公平竞争对学生来说反而是一种不公平。学生是最终的受益对象，应该把学生作为公平的底线，不然，这个问题就很难弄清楚了。
公营与私营的关系。公营和私营的矛盾是必然的，因为它的资源都是社会资源，只不过是有些是政府给的，有些不是政府给的。它的对象基本上是全社会的学生，所以矛盾是必然的。矛盾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公立学校作为公立机构，享受政府的拨款，就一定要满足政府的要求，而纯粹的私立学校没有政府拨款，应付起来就不一样。但实际上，现在公营和私营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第一种想法是，公私是对立的，但以公为主，新加坡和香港都是这样。它基本上没有放弃公立系统，其远景不是把所有的公立学校都变成私立学校，而是所有的学校都是好的资助（自主）学校。如果学校办得好，政府在管理上可以松一点，可以放开一点，但仍属于政府办的学校。第二种想法是以私营为主，例如在菲律宾，所有看得到的学校几乎都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甚至还组成大规模的企业，为自己提供书本、考试、校舍、设备等。台湾地区也是这样，现在好像还没有这个意思要把私立学校变成公立学校，而是放手让他去办，所以现在私立大学多得不得了，快超过100所了，而人口只有2600万。但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是公私并包。最典型的是美国的加州，它有意识地把学校分类，分别给予不同的资助，使之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私立化，然后由学校自己承办。英国在工党上台后采取的策略是，能私立多少就私立多少。其远景是把办不好的学校都变成私立学校，但是它也没有到了要取消公立制度的时候。中国以后会怎么样？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要成熟一段时期后才能决定。每个省市是否会有不同的做法？我不敢说，要看人大怎么决定。但是；私营和公营间的矛盾是可以肯定的。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公立学校上，而放在全部的学校上。公立的也是我的学校，私立的也是我的学校，只不过管理办法不同而已。这就不同于把公立学校看作是自己的，而把私立学校看作外人的。
（二）
新的知识社会要求终身学习。香港正在经历这个知识社会。我们现在的经济产出中，85％来自第三产业。当然，第三产业不一定就是知识产业，但一般可以作为知识经济的代表和标志。知识功能逐渐变成主体，比如大学里的校工原来分为木工、电工、油漆工，现在的职工会主动要求学校培养自己掌握多种技能，不然他的前途就会有问题。普通清洁工人也要有一定的知识，每个房间的地毯不一样，地板的化学原料不一样，用的清洁品也不一样。再如银行，我父亲20年代在上海银行工作，掌握两门手艺，一是数钞票，一是打算盘。现在的银行就不光是数钞票和计算了，因为每天有新的投资方法，职员必须解释给顾客听，必须有一定的经济知识。银行本身的工作也在不断改变，工作过程中知识的成分越来越高。25年前的情况不是这样，大部分小学和初中毕业生没办法升学，就进了工厂，如电子工厂、玩具工厂、制衣工厂等。那次我去参观一家玩具工厂，工人坐在椅子上，在他面前的生产线上，娃娃一个一个地过来，到他这里，他就画一条眉毛，下一个人画另一条眉毛。但现在每项工作都要求工人有一定的决策能力，需要有知识。在工业社会中，学历是一座金字塔；在知识社会中，收入可能也是金字塔形的。但知识和学历不再是金字塔形了，因为获取知识比以前方便多了。在大都市里，获得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学历已经失去终身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要终身学习，这是对我们整个教育制度的一个巨大挑战。我用四句话来总结，这也是香港教育改革的背景。第一句话是因为知识不断更新，所以无所谓"饱读诗书"。大学给学生颁发一张证书，承认你是教育学士，他是化学学士，有什么意思？这个学历能维持多久？我们现在的学生，除了学医的基本上都去当医生外，其他不对口就业的人越来越多，或者说刚毕业时还对口就业，5、6年以后又换了个行业。在香港，一个人终身从事的行业是5到6个，比美国和欧洲还要多，美国和欧洲大概是3到4个行业。这里说的不是转工种而是转行。第二句话是无所谓"一技之长"。五、六十年代，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在现在恐怕不行了。看人不是看这个人学到多少，终身做这样的专业工作，而是看他能够应付多少不同的专业。这就把人的因素看得很重。第三句话无所谓"一劳永逸"。现在北京和上海都有一家服装连锁店叫U2，它的口号就是："流行的，已经过时了"。另外，现在不容易为人注意的是，由于工作的不断改变，一个人面对的社会网络也在不断改变。"以前工程师面对的就是工程师的圈子，到他退休的时候还是那个圈子，不过就是钻得深一点。现在不一定了，今天你在做投资，以后可能就做别的了。所以第四句话是无所谓"从一而终"。
教育面对许多挑战。第一，我们这种套餐式的课程受到冲击，大学首当其冲。学生的就业是不对口的，大学却还以为自己在培养物理学家、历史学家，还拿着这份套餐，说你吃完了我就给你学位。越来越多的学生可以读到一半就出去工作，然后通过别的方法获得学位。第二，划一的教育受到冲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的学习越来越个人化、平等化。我们常以为在知识社会中，知识更重要了，然由于获取知识越来越方便，所以知识已经不成为特权了，任何人只要努力一下都能够获得同样的知识。所以现在要竞赛的不是知识的多少，不是你这个瓶里有多少东西，而是你这个瓶有多少伸缩性，能装多少东西。学习的个人化在世界上已经产生深远的影响，学生的选择越来越重要，套餐已不合学生口味，学生喜欢点菜了。如果依据学生的选择给予相应的拨款，那么拨款就随着学生走了。比如说，我有两个课程，一个有500人选，一个只有10个人选。如果不依据学生的选择进行拨款，那500个人的就亏了，10个人的就赚了。因此，学生选择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的拨款制度也可以以学生为本。举两个最近发生的例子。第一个例子，从1999年开始，澳大利亚研究生的拨款是跟着学生走，而不是跟着学校。就是说，学校录取研究生以后，政府就向这个研究生拨发经费，学生也可以拿这笔钱到别的学校念书。这样，学校和导师对学生的控制就少了，学生的自由度就大得多了。去年，澳大利亚还提出一个更戏剧性的方法，就是本科也按学生人头拨款，结果遭到大学的反对，没有得到议会通过。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这与前面所说的学券概念是一致的。第二个例子，韩国经过三、四年的筹备，去年制定了学分银行制度，就是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个学分银行，只要在政府许可的机构里获得140个学分，政府就自动授予其学历。这种做法现在只限于非正规的成人教育，正规大学保持原样。这就是说，成人教育机构已经不再能控制学生的学习历程了，学生可以选择自己的学习。这发生在东亚文化最稳固的韩国，不是在西方，值得我们深思。
这些都告诉我们，公与私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假如说钱跟着学生走，那还有什么公立与私立呢？当然，这是知识社会的结果。从终身教育的角度讲，政府提供的教育还很难超过9年义务教育，世界上还没有很多国家可以大胆地提出要提供11年、12年甚至18年的终身学习资源。因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政府不是一个制造财富的机构，它的财富都是从社会上拿来的。西欧有个词，叫"资源策略"，因为要实现终身学习，政府不可能终身资助。这次香港的教育改革也在重点研究"资源策略"问题，一个就是怎样调动非政府资源，其实民办学校基本上就是调动非政府资源的最有效方法，另一个是调动非金钱的资源，比如说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合作。香港一家银行的人员有一次到美国去访问，他进了一家银行，发现办公室里都是小孩，为什么？原来纽约市规定，每年有那么一天，9岁孩子父母的单位要负责接待这些孩子，向他们介绍本单位的性质。这实际上就调动了很多社会资源。另外，香港的学校也开始与家长合作，如果一所学校有十几个家长愿意到学校义务工作，那学校整个面貌就不一样了，人力就多了。再有，如果媒体肯帮忙，语言用得好一点，对学生就功德无量了。再就是要善于运用现有的资源，现有资源有元浪费现象呢？
总的来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教育制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受工业社会特征的影响，程式比较多，规章比较多，分工很严格，结构很严密。当工业社会慢慢走向知识社会时，这一切都会改变，新机构一般都比较轻、平、扁、矮，没有什么层次，分工也越来越模糊。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教育本来很简单，就是老师和学生一起生活。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加了很多东西，很多文书，很多规章，这与我们同学生的直接交往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内地比我们好得多，在香港，教师要花很多精力做非教学工作，越来越没有时间接触学生了。知识社会似乎能够让我们去掉那些不必要的规章和结构，返朴归真，让我们真正地去教学。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老师"填鸭式"传授知识的功能减退了，因为老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的来源。这样，老师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从事育人工作。这看似很理想，实际上现在的社会正在向这个方向改变。
我觉得民办学校的特点也许是现在很多公立学校一时间没有的，一是实事求是，因为资源不够，容不得你浪费，非得要多快好省；二是返朴归真，这应该是教育界的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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