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短跑运动员对鞋的重量锱铢必较，精确到克，却可以戴着沉甸甸的金项链比赛？奥运火炬是如何在水下进行传递而不熄灭？运动员赛跑为什么要按逆时针方向？跳高、体操、马术等奥运项目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一个人用七年的时间，书写了一部奥运与科技的“联姻”史话。

　　中央电视台《科技之光》栏目主编、著名科普作家赵致真用他的坚持，给北京奥运会和已年逾花甲的自己送了一份真诚的礼物。前不久，我报开设“科技伴着奥运跑”专栏，连载了他的新著《奥运中的科技之光》，随后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和地方电视台相继播放了由他总导演、以该书为文字脚本的大型科普系列片《科技与奥运》。该片筹拍七年，远赴世界各地摄制，为观众奉上了一道奥运体育的视觉盛宴和科普大餐。

　　奥运赛事正酣，本报连线远在美国旅行的赵致真，进行了一次关于科技奥运和科普电视的越洋对话。

　　记者：制作电视片《科技与奥运》的想法是什么时候萌发的？是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之后的冲动之举吗？

　　赵致真：相信每个炎黄子孙都不会对北京奥运会无动于衷，身为一个科普作家和电视工作者，申奥成功后很自然的“职业反应”，便是摄制一部奥运题材的科普电视片。再说，恢宏博大的体育运动本来就蕴藏着最生动丰富的科学知识，百年不遇的奥运会又把全国公众的目光如此空前和持久地聚焦到一起，搞科普的人实在不应错过这个“天赐良机”。周光召院士给我们的题词是“通过科学欣赏体育，通过体育理解科学”，点出了这部电视片的社会功能。而“通过科普服务奥运，通过奥运推动科普”，可以说是我最初始的创作动机。

　　记者：在“科技奥运”的宏大叙事中，目前有很多关于这方面内容的作品，但多是关注如何用科技手段进行场馆建设、实现能源循环利用、促进绿色交通、满足个性化通讯信息服务等外围的题材。您的电视片《科技与奥运》则是从挖掘体育活动项目本身的科技内涵出发，阐释最基本的体育科学原理，可以说是一部科技奥运的史话。您为什么选择这一视角？这个定位和创意是如何产生的？

　　赵致真：充分展现“鸟巢”、“水立方”等体育场馆设施的高科技风采无疑非常必要，也应该是“科技奥运”的重点和亮点。但却未必是“科技奥运”的全部理念。“科技奥运”是个更大的题目，可以有更丰富、更广义的内涵。

　　记得日本运动员福原爱在多哈亚运会上随身携带的“幸运物”是一匹陶瓷马，背上有一只苍蝇，取“马上赢”之意。但奥运百年间，真正“佑护”着一代代运动员不断刷新纪录的“吉祥物”，应该是科学技术。

　　体育运动技术的不断进步，本质上就是越来越符合力学原理；新材料新工艺带来运动服装、器械、场地的变化；光电技术让计时、测距更加精准；医学发展加深了对人体供能机制、训练选材的理解；电视转播成为早期奥运和现代奥运会的分水岭；计算机在体育运动中已经无处不在。每个时代的科学成果几乎都在体育竞技场留下了投影，百年奥运历史也成了展现科学进步的画卷。我们只有用科学的原理，才能对纷繁复杂、眼花缭乱的体育现象“剖断如流”，只有把体育放在科学的框架中去观察，才能获得更深刻和更本质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作一部电视片来追寻科技如何改变了百年奥运的面貌，也算对“科技奥运”理念的延伸诠释。

　　或者说，这部片子在力求用体育现象来印证和演示那些“四海皆准”、“古今皆验”的科学原理，从而帮助人们以科学视角更好地“看懂”体育。

　　记者：这部电视片几乎囊括了奥运会主要的比赛项目，但是创作职员表却特别引人注目，总撰稿、总导演只有一个名字———赵致真，奥运体育竞赛科学知识浩如烟海，您在选题上如何取舍，结构上如何划分，深度上如何把握？

　　赵致真：一部科普作品的定调是很费斟酌的，定调太低没有科学含量，高层次的观众不屑一顾，定调太高则又会像“大合唱”时“曲高和寡”。《科技与奥运》的主要目标人群是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观众。当然希望更多人在观看时能“会心一笑”或“若有所悟”。既不能是难以下咽的“知识硬块”，又不能是淡而无味白水一杯，应该能让人“更垂三思”和引起讨论。

　　尽管《科技与奥运》中讲述的知识基本不超过高中课本范围，尽管我多年来有一定知识积累和储备，但下笔时却处处感到没把握。特别对体育知识更加吃不准。我写科普文章从来没有一挥而就的时候，主要功夫都用来查阅各专业领域的资料了。我写每集片子的文稿平均不过3000字，却要为这3000字披览大约百万字的各类文章，当然少不了对互相抵牾的观点和数据择善而从。

　　至于每集片子选定哪几个“当家”的知识点，更要反复斟酌权衡，删去芜杂的枝蔓。唯一遗憾的是时间太紧了，否则应该会做得更严谨扎实些。高等教育出版社把我的文字稿出了本书叫《奥运中的科技之光》，少不了会有许多疏漏，只好等以后再亡羊补牢。

　　记者：对于您来说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据说在筹拍的7年时间，您在外围浪费了6年。有没有放弃的想法？

　　赵致真：科普作家一支笔就足够了。拍电视片却需要很多资源，是一个团队参与并离不开巨额资金和播出平台的浩大工程。几年来，我自己觉得像捧着一块和氏璧四处寻找明主。一度曾经打算凑钱集资，甚至盘算过卖掉武汉的房子。再执著的人也会有“事到难图念转平”的时候，但又总是“心似残潮未肯平”占了上风，因为中国的奥运会太珍贵了，在我的生命中不会再有第二次，如果做不成一定会抱恨终天。2005年和2007年有两次合作都已经开始启动，但最后却功败垂成，“怀胎”5个月仍是“流产”，的确让人倍感挫折，非常受伤。焉知就在距离奥运会开幕一周年的时候绝处逢生，遇到了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的江和平主任，竟然一谈即妥。接下来便是我们用昼夜兼程的超常工作完成了35集节目，终于在奥运会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但对于35集电视片，“十个月”完全是“早产儿”，因此有许多“先天不足”就在所难免了。

　　记者：说个轻松的话题，谈谈摄制过程中的奇闻轶事和花絮趣闻。听说为了获取一些珍贵资料，你们这个团队可谓“掘地三尺”，去了哪些地方实地拍摄？有哪些资料是鲜为人知的？您说的“洛桑乒乓球博物馆拍摄的一张明信片改写了乒乓球传入中国的历史”是怎么回事？

　　赵致真：能在北京奥运期间为中国公众奉献一部科普系列片，我们非常珍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尽管时间匆迫，资金短缺，仍然希望达到较高质量标准。我们派出了三个摄制组分赴美国和欧洲，到科罗拉多训练中心，阿迪达斯、欧米伽、吉尔、斯皮杜等大牌公司拍摄了许多科研和生产的场景。有些资料在全世界寻寻觅觅却遍索不获，例如前东德标枪选手霍恩1984年投出104.80米的纪录，这一画面对于投掷这一集不可或缺。我们四处辗转托人，最后是按每分钟5000欧元的高价买来的；原联邦德国足球队1954年战胜匈牙利足球队后和制鞋商阿迪的合影，连阿迪达斯总部也没有收藏，我们却千方百计找到了相片和视频资料。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用卫星传递火炬的画面更如大海捞针，直到火炬这集即将播出前才在加拿大使馆协助下得到了两张罕见的照片。在洛桑乒乓球博物馆，我们拍摄了一张珍贵的明信片，这是一位欧洲人1902年1月从天津寄回布鲁塞尔的，寥寥十几行文字生动描述了当时乒乓球十分流行的情景，雄辩地证明了乒乓球至少在1901年已经传入中国。而过去我们的所有资料都把1904年上海四马路文具店老板王道平从日本买回10套设备作为乒乓球运动撒向中国的第一把种子，我们拍摄的这张明信片将乒乓球传入中国的历史提前了3年。

　　记者：记得您在《科技与奥运》播出之前的座谈会上说，想让观众在观看比赛时多看出一些门道。这个专题片做到了吗？你说希望通过这个系列节目，探一探公众和传媒“对电视节目中的科技含量能接受的底线”。那么，通过播放，您觉得大众的底线是什么？他们的接纳程度和您预期的一样吗？

　　赵致真：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在7月份播出了24集《科技与奥运》，上海、浙江、山东、湖北、深圳等很多地方台目前还正在播出，进行综合评估为时尚早，但从媒体、网民和同行们反馈的信息看，社会效果超过了我们当初的期望值。说明这类节目在中国荧屏上还有生存的理由。再说，我写这个节目的初衷是迎接奥运，但它的生命周期应该不会止于迎接奥运，因为其中讨论的都是体育运动中的一般性道理，也许该属于体育科学的基本建设项目。

　　预计在大众传媒上，科学节目和时尚节目永远都不会有“平起平坐”的一天，这属于正常。只是觉得在中国的荧屏上，科学也应该占有相称的比例和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