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这间小会客室的窗台上，6幅毕业照依次排开。

　　照片的长度，形成了一个等差数列。2004年的合影最短，上面有200多人，此后逐年递增，到了2009年，人数超过了800。

　　这是天津市物资贸易学校，一所普通中等职业学校一年一度的“全家福”，也可看作国家中职招生的一串微缩的底片。

　　如果每年也给这所学校的老师留一张合影，那么照片的延展不会有那么快，上面的面孔，倒是总有变化的。

　　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在中国，职教的讲台，已经占到了整个讲台的一半，可称之“半壁江山”。

　　官方统计，2009年全国中职学校在校生达到2056万，招生规模要求达到860万，此数字将超过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高职院校在校生达到900多万，招生人数310万，占到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一半。

　　问题是，在另一半讲台上，谁来执起教鞭？

　　职校生师比26∶1，好事还是坏事

　　官方的数字显示，普通高中的学生与老师之比为16∶1，中职学校的生师比平均为26∶1。

　　中职学校生师比，是一个快速上升的数字。2000年为16∶1，2003年不到18∶1，2005年超过21∶1。

　　怎么看待26∶1，教育界的认识未必一致。

　　天津市物资贸易学校校长朱为刚说：“现在还不是谈生师比的时候。凡是真正出现26∶1的学校，是让人羡慕的学校——它火。”

　　朱为刚1979年考入这所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来，学校几起几落。在天津市，上世纪80年代有几十所中职学校，90年代红火的时候有400多所，经过市场洗牌和政府调剂，如今回落到不足100所。

　　世纪之交是最痛苦的一段经历。朱为刚1999年担任校长，那时中职学校生源剧减，各校都苦于“吃不饱”。1999年学校还能招到300人，次年只有200多人来报到。对于多数靠学费维持运转的学校来说，生源减少相当于断炊。

　　伴随着职校调整，职教教师的命运一波三折。红火的年份，到处都缺老师；萧条的时候，老师挤不上讲台，只能另谋出路。

　　面对今天悬殊的生师比，朱为刚说：“老师少，我们不认为是个坏事。这恰恰说明职业教育在发展。在过去几年，职业学校哪有学生啊？招不进来。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大发展的前奏。”

　　他同时认为，这些年来学生数量变化太大，但老师也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队伍。

　　他多少有些发愁。为了请到对口的专业课老师，他多次去过北京物资学院、北方交通大学，“但是我们去了多少次，一个都没招来，我们给的待遇不行”。

　　对于文化基础课教师，天津市物资贸易学校不拘一格，从各类本科院校招聘，但也应者寥寥，远不如普通高中吃香。

　　有次，来了一名研究生，待了一段时间就不辞而别。

　　朱为刚能够接受人才的自由流动。他说，由于中职学校的薪酬待遇普遍较低，互相挖人的情况基本不存在。但是，中职在市场上处于弱势，经常被企业、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挖墙脚。

　　有个教师，大学毕业后就在学校任教，刚晋升高级职称，就去了同城一家高职院校。这所学校的教师，有的还去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做专业技术人员，甚至有人去了证券公司。

　　“没办法。”朱为刚说，人才流动是现代社会的趋势。

　　10年前，他的学校在校生不到1000人，教师四五十人。目前在校生2000人出头，老师100多位。生师比保持在20∶1左右。

　　除了在编教师，该校还有大约20名从企业聘来的兼职教师或退休后返聘的老教师。“学生多的时候，我们通过外聘教师也能做一些补充；学生少的时候，我们让老师得到及时的培训。”

　　一位职教教师告诉记者，河南有所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校舍崭新气派，容纳学生众多。外面需要什么人才，哪个专业名字吸引人，就开什么专业，但是“绝对不问有没有老师”。

　　有人问该校校长，你有老师吗？校长回答：“那就让老师们谁能讲点什么，就讲点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