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将会因为金融危机而被历史铭记吗？不，我们不希望这样。2009年应该被这样铭记：在这一年，全球找到了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法，找到了应对挑战的政治意愿，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希望和机会。”

　　全球自然基金会(WWF)所发表的这段话，道出了人们的期待。未来12天里，美欧名城哥本哈根所发生的一切，也许都将影响未来数年里的全球气候政策，甚至影响人类历史。

　　谈什么？怎么谈？

　　“为达成一个明确统一的新协议，各国需要拿出合作与妥协的精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秘书长埃博尔日前表示。

　　他指出，在哥本哈根可以而且必须达成一个新协议，它应该包括3个方面：发达国家到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能力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减缓气候变化的短期和长期资金和技术支持。12天的谈判，就将围绕这些主要议题展开。

　　《公约》有两个附属机构：监督《京都议定书》执行进展的附属履约机构(SBI)和负责向《公约》缔约方大会提供技术转让等建议的附属科技咨询机构(SBSTA)。根据议程，两机构都将于12月8日—12日召开自己的第31次会议。

　　“大多数议题都将被拿到这两个会议上讨论谈判，形成草案后，递交缔约方会议批准。实际上每天讨论的具体问题都是新鲜出炉的，要根据前一天的谈判进展而确定。”即将动身前往丹麦的“气候组织”政策与项目研究总监喻捷介绍说。

　　以SBI会议为例，会议将审查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果，对发展中国家获得和分配资金支持的情况进行通报，并向两个缔约方大会递交这些问题建议和决定草案。

　　“议程中间几天是不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NGO)开放的非正式团体会议，这些会议实质上就是各国谈判代表唇枪舌剑的‘战场’。”喻捷告诉记者，“最后几天是最高潮的阶段，届时很多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将参会，大会将宣布最终达成的协议，至此，这场年终气候大戏的结局也将水落石出。”

　　为啥要谈？

　　“排放权即发展权”这句话近来反复被提及。正因如此，这场讨论气候的国际会议才受到了超乎寻常的重视。可以想见，哥本哈根贝拉会议中心的谈判桌上，将会是怎样一幕“硝烟弥漫”的情景。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邹冀指出，气候谈判是国际战略的新“边界”，讨论的实质是国际责任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权利分配问题。“在全球变暖对温室气体浓度提出新要求的前提下，温室气体排放容量正成为新的稀缺战略资源，事关经济发展战略空间和发展权力。”

　　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则算了这样一笔账：要实现到2050年控制温升2℃的目标，发达国家就要减排80%，人均排放为253吨，而发展中国家所留有的排放空间仅为人均82吨左右，这将严重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若从历史角度来看，反差更大：从1850至2050年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积排放将高达1206吨，而发展中国家只有330吨。

　　与此同时，减排就意味着未来各国经济将往低碳方向转型。邹冀表示，低碳经济形态的形成将重新定义长期竞争力，具有广泛而重大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含义，进而关系到国际战略竞争的格局。而低碳经济的形成要依赖技术，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未来碳技术战略储备不足，创新能力薄弱。仅以中国为例，中国节能减排领域目前有几十种主流骨干技术，但其中的很多中国都不掌握其核心技术；而“在美国国会的字典里，是没有‘给中国钱’这几个字的”。

　　因此，无论是减排目标还是技术转让与资金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能否在此次谈判中达成一致，都还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