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提要：教师的素质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教师不再以"人类灵魂工程师"自居，表证教师思考和实践变化之巨大。批判普遍理性和科学的思潮对教师传统的"传道授业"价值系统形成挑战。施于实践的效能标准使书写与考试占据支配位置。承受价值迷惘和实践困惑，如何吸收各种思想文化养分，不断变革自己，又不迷失自我，维护教育根本，应是现代教师成熟的首要素质要求，用典范性术语即"器识惟先"。

　　将"现代"与"教师素质"两个概念结合起来，缘于事物发展的历史规定性或具体规定性，表明教师的素质要求总依存于某种基础，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不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而指特定的存在状态。就教师而言，"现代"除了指无法回避的现实思考状况和思考环境外，还包括实际生存、工作的状况，它们从整体上影响着教师意识形成和行为选择。本文考察现代教师素质，以这里为逻辑起点。

　　一、否定理性和科学，对教师传统的"传道授业"价值系统的挑战

　　教师思考状况和思考环境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现在没有或极少有教师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居，社会也不以"灵魂工程师"看待教师。而在十几年前，"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教师是辛勤的园丁"却是两个颇让教师欢欣激动的隐喻性命题，昭示教师工作的崇高性和重要性，激励、鞭策着广大教师积极主动地投身教育实践。这两个命题植根于社会对教师角色和作用的普遍历史文化认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都表明教师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木铎传人，真理代表，知识化身。在古希腊，教师被尊为"智者"，享有智慧，甚至成为哲学家，被当作主宰社会的"哲学王"。至近代，"知识就是力量"命题差不多是说唯教师有力量。教师肩负着传承人类文明，维系社会价值之重大使命。

　　但现在，这一切却发生了变化。教师不愿或不能自比为"灵魂工程师"，显然不是因为这个隐喻命题陈旧缺乏新意，而是由于教师作为真理代言人的地位和信心彻底动摇，教师也不再敢自诩知识传播的优势。是什么导致这个巨大的变化，导致学校教育以来教师固有价值系统的崩陷？围绕学校教育，它的存在基础发生了什么变化，以致我们要重新审视教师的角色和功能？

　　所有这些根本性问题的回答是极其复杂的。从思想变化内部－－教师现实思考的一般资源和前提寻找原因与解释应是可行方法之一。

　　众所周知，自十六世纪牛顿经典力学体系建立，经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康德（经黑格尔）为代表所主张的人类纯粹理性（或绝对精神）可以说是支撑西方社会的精神支柱。它打破神学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按照理性判断的普遍法则进行思考。在康德看来，理性判断不依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是人获得客观的理性与真理能力。个人和社会的行为一旦建立在用理性取代权威这一原则上，旧的不合理社会秩序会废止，一种更为合理公正的社会就会逐渐形成。康德的断言启示人们，人的理性开发将减少宗教和旧专制社会秩序维护团体造成的无知和迷信。人的理性将成为一种客观历史力量，引导社会生活和组织朝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人将会成为自身发展的主体。科学作为人类理性活动的结晶，具有独一元二的价值。它严密的数学逻辑推绎，可证实或可证伪的经验观察，使它不但能成功解释地球物体及天体运动经验现象，还能正确地预言未来的事实。更甚者，科学通过技术释放出巨大能量，上天入地，极大地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改善人类的生活，是人类其他活动无法比拟的。科学几乎受到人们无条件的崇拜。所以，当斯宾塞说"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是科学"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这实际上为近现代学校和教师价值奠定了赖以存在的基础：教育就是传播科学（或文化）知识，通过教育促使个人摆脱无知与迷信以形成受理性原则支配的社会，这个社会是民主的、解放的，能促进所有个体自由地进行理性思考；教师拥有知识优势，职责就是"塑造"或"培养"理性而有科学知识的公民。教育扎根于这样的信念：人类普遍进步，即科学、技术、知识、艺术乃至自由、民主的发展会给整个人类带来好处。教育同人类其他活动－－政治、文化、科学的活动一样，因有助于人类的解放拥有合法性。

　　但是，"20世纪是一个幻灭的世纪"（多尔），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粉碎了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辉煌，也击碎了以理性和科学为教育目的的基础。人们发现，"理性的美梦并没有引导我们走向更好、更公正或更道德的社会"，事实恰恰相反，"当现代主义将理性作为人类进步的工具的同时，理性也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人类幸福的障碍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的确定性或真理性也令人怀疑。20世纪早期，"赞成量子物理学哥本哈根派的海森堡以及其他人表明确定性没有也不能存在于比原子更小的微观世界之中。几年之后，戈德尔表明数学的基础无法从一致性和完全性的角度予以证实。"到20世纪70－80年代，核技术大规模应用和化学工业飞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拼命掠夺所造成的全球性生态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此外如战争威胁、社会秩序急剧恶化等一系列人类生存问题，普遍增长了公众思想意识上的不安和焦虑。一切的根源似乎都来自科学，科学技术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自然和谐与秩序的丧失，人性扭曲，人伦毁灭，成为十恶不赦的社会公敌。否定理性、否定科学弥漫为知识界、思想界一股强劲的潮流。"所有接受到的东西都必须被怀疑，即便它只有一天的历史，"利奥塔这句话代表了二十世纪后期西方社会一种普遍的批判声音。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等等，都是大师级人物，尽管他们内部思想并不统一，对普遍性是坚持抑制、拒斥或有尖锐冲突，但正如迈克尔·凯利所说，他们有一个根本的一致之处，即拒斥康德以来的批判范式，他们一致同意，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必须分别证明其真理性和公正性，它们不可能再依靠宗教、形而上学或任何其他传统性的规范性的基础。不存在一个巨大而唯一的理性或真理，这不过是空想，相反，却存在着多元的各自独立的理性。

　　作为否定理性和科学的直接结果，多元理性鲜明地反映在教师观、学生观、课程观乃至教育观上，挑战教师固有的价值系统。"没有人拥有真理而每个人都有权力要求被理解"（多尔）。信息网络技术的发达更使教师失去知识的优势。"教师的角色不再是原因性的，而是转变性的。"师生之间的关系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过去那种有知识的教师教导无知的学生将极为少见，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群个体在共同探究有关课题的过程中相互影响，教师只是学习者社区之中一个平等的成员，学生可能对教师的权威延缓不信任。课程不再是跑道，而是跑的过程自身，学习则成为意义创造过程之中的探险。教育的价值不在于传授系统的学科知识，而在于给科学一种全新的特性，将其从封闭系统中科学方法论占主导的首要地位，移向开放系统中与其他多种方法论更为平等的位置，在于促使学生经验的不断再组、重构和转变。所有这些，来自教育内部教师角色和地位的转换要求，对教育本质和价值的新的理解，是传统的"传道授业"价值系统无法解释的，教师是接受还是排斥，关系到数个世纪以来学校教育模式的消解或再生。习惯既有学校教育体制的教师都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二、效能标准，给整个教育实践体系染上功利性既失真理代言人身份，又没有知识传播上优势，教师如何被社会承认就是现实问题。承认以评估为前提，教师必须在实践中适应实践的变化，证明自己符合社会的评判标准，这是最直接的安身立命所在。教师所有关于教育争论的思考，教育本质的理解，对教育策略的斟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取舍，无不被这个现实的标准忽明忽暗忽多忽少地调节和限制。这个现实的标准最终主导着教师实践的取向，使整个实践体系打上时代印迹。

　　利奥塔探讨了现代怦估标准的演变，考察了实践的变化。在《后现代状态》一书中，利奥塔提出"运作效能标准"重要术语。在利奥塔看来，与传统知识以真、伪原则为标准不同，科学技术运行并非遵循着真、善、美、正义等伦理道德标准，而是遵循着效能标准，即在运作过程中总希望以耗费最小的能量达到最大的效益。利奥塔认为，原先仅限于科学技术领域的效能标准，在现代社会通过科学知识中介慢慢演变为整个知识领域必须遵循的标准，以至成为主宰整个社会的原则。求知的动机是追求实用和权力，为了获得改进工作的技巧，获得提升职务的机会。在堂皇的效率名义下，过程和手段的不公正不会受到大多的指责。

　　效能标准的流行，对教育，尤其是教师的教育实践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过去，教育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杜会需要的人，这种人代表着某种理想。"人本位"也好，"社会本位"也好，或"文化本位"也好，无不暗示教育目的实现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长期过程，教师的全部实践－－从出发点到终点，都是围绕这一目的展开。但现在，要求教师工作立竿见影，要求培养的学生能立即适应社会，各种具体的能力变成第一位的目标－－所有与今后工作有益的信息、技能和技巧才是关注的对象，至于社会公理和正义、人类进步和解放，则是那么抽象和遥远而又不合时宜。

　　受普遍的效能标准影响，教师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乃至师生关系的处理，已经不再能坚持"真理"的标准。"这样做有什么用"比"这是真理吗"更被关注。在知识经济背景下，这种变化的潜在含义是这样做或这种知识能否带来最大的市场效益，是否可销售。

　　效能标准施于教育的必然结果是书写与考试占据教师实践的支配位置。虽然书写在古代就广受重视，但将书写与出版物结合起来系统化，视书写为记载、发掘可表达的真理，为主体探索世界留下的唯一可信痕迹，为个人能力大小的可靠依据，因而享有无比的尊崇，却是第一次。"只要发表了就是好"再也清楚不过他说明教师对书写和发表的崇拜。那些发表了多篇文章或专著的教师在实践中往往被看成专家或能力高人一等，获得了许多实际的利益。同样，考试在古代就成型，但将考试制度与教师能力和利益挂起钩来，使考试不仅对学生有决定性意义，对教师也有主宰意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教师们明白，无论他们教什么或怎样教，都要受到审核和评分。学生的分数也即教师能力的尺子，是教师优劣的镜子。教师和学生一样，为了在经常性考试中获得分数而教学，分数里存着有形和无形的实际好处。考试的意义还不仅在于对教师工作作经常性的监视和计算评断，强迫教师"归顺"，它还给教师追求权力的动力。学生的分数以客观形式出现，诱导教师不但互相比试，而且要互相竞争压倒同事。考试成功的教师就是追效的榜样，逼迫其他人不断反省和反思自己的不足，调整教育教学策略，以更有效的方式和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更加激烈残酷的考试竞争中去。那些具有浓郁的人文情怀，以"百年树人"的眼光看待教育，对待学生成长的教师，常常要承受被同事和社会讥笑为"无能"的压力。整个教育实践体系都染上功利色彩，增加了坚守教育理想的阻力和困难。处于选择十字路口的教师何去何从，无疑会非常困惑。

　　三、器识惟先的应对之策原有的教育价值和模式面临根本性冲击，新的价值系统和范式的建立、检验尚待时日，教育实践方式同教育理想之间充满紧张与对立。现代教育是个如此备受责难和争议的领域，我们能够正确地应对日益复杂的局面，让历经几百年的学校教育薪火既得以历史性地延续，又能革除其累积的弊端而创造性地重生吗？生命个体被"裹胁"在历史洪流中，对外部制度层面的东西往往无能为力，但保持一个广阔的胸怀，独到的眼力，清醒地意识到身边的教育发生了什么变化，哪些是本质性的东西，无疑会有助于消解理论上的迷惘和实践中的困惑，加强自己在眼花燎乱的各种变化潮流之中把握方向和位置的能力。这正是一个现代教师成熟的标志，也是对他的首要素质要求。

　　这种素质要求超越了技术层面因素，强调教师对教育理论与实践及自身和周边环境（大势）的整体领悟，理性和激情并重，与过去对杰出人才的"器识"要求非常类似，在中国传统上，人才的个人素质－－器量和见识备受重视。晋·陆机认为"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唐·裴行俭坚持"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宋·苏轼言"器远任重，才周识明"；清乾隆皇帝明确断言选择人才要"觇器识之淳薄"。很显然，"器识惟先"是个体内在涵养、精神境界在知行范畴和道德范畴的高度统一，是成就事业的必要素质储备。

　　现代，在教育这样的百年大业领域提倡"器识惟先"，有新的涵义。它首先意味着我们要有意识地沉思。既有的学校教育以学科、课堂、教师为中心，尊崇理性知识和权威，无视生命个体的尊严，扼杀儿童的创造性，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值得我们深刻地反省和思索。但完全否定理性和真理，过于贬低教师的学科的作用，折断维系教师存在的精神支柱，也会把教育引向歧途。我们需要知道，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教育变化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其次，积极地调整。在信息化网络时代，各种教育新说旧论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我们不可固执，也不值得盲从。恰当的处置是以开放的心态主动适应，既吸收各种文化思潮的养分，不断革新自己，又固守心中的理想，勇往直前。第三，能动地发挥。教育从终极上讲是实践的东西非理论的东西，给每个教师留下了广阔的发挥、创造空间。先进的教育并非一定在理论家手里或装饰最豪华的教室里。普通教师通过努力创造出教育奇迹的例子也不鲜见。

　　公平他说，教育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要解决的课题。对现代教师强调"器识惟先"的素质要求，也即解决现代教师面临的棘手问题－－如何协调心灵飞扬和脚踏实地的有机统一，清除浅露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病根。这是理想与现实的沟通，现在与未来的桥梁，也可能是我们在教育嬗变转型大潮中惟一正确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