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再次，课程管理要张扬权力分享。当代的课程管理体制出现了一种中央、地方和学校权力分散化的趋势。长期以来，学校自主管理课程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因为自古以来，大学就一直保持着学术自治的传统，大学教师常常被认为是该研究领域的专家，代表着知识的权威性和先进性，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或者比他更知道如何开发一个更专业化的课程。在基础教育领域，学校自主的课程管理倾向始于20世纪60年代对“学科结构运动”失败的反思。在反思过程中人们认识到，那种由专家决定的下派给教师的课程，实际是人为地割裂了课程决策与课程实施之间的有机联系，作为课程实施者的教师无法清楚地了解新课程的意图和课程目标中每一个细微的革新因素。学校自主课程管理的另一大背景就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教育民主化和教师专业化运动。教育民主化潮流确立了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体地位，因为他们最了解学生、最能作出正确的课程决策；教师专业化潮流则使教师获得了与大学教师类似的专业地位，虽然他们不被称为专家，不一定代表着该学科知识的权威性和先进性，但是教师也是研究者，他们懂得教育规律，因而也完全有能力开发一个更有效的课程。特别是学校民主化的课程开发机制，可以吸引原来的课程专家、教育行政人员以及社区代表共同参与课程决策与开发，并在共同合作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化水平，更能确保学校自主课程管理体制的先进性。

　　课程管理体制的最终落脚点在学校，所以考察学校内部的课程管理，比较容易看清问题。从学校课程管理的实践形态上看，主要有四种类型的课程管理模式。

　　第一种是复制导向的课程管理模式。这种管理常常把学校以上的中央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制订的整套课程系统当作绝对的命令严格执行，以期达到复制或“不走样”的目的。复制模式不仅认为课程目标是不可变动的，就连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也都视为圣经，追求标准、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和教师均丧失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所谓的课程管理沦为了课程执行。但实际上，这种管理是否真的达到了复制的目的，还受许多因素制约，还要具体分析。

　　第二种是考试导向的课程管理模式。虽然中央与地方颁布了学校的总体课程计划，但学校为了在社区或学区赢得良好的生源市场或社会声望，常常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把校外举行的各种重大筛选性考试作为指挥棒，调整学校的课程计划、教学用书和课程实施策略，以期达到提高升学率的目的。与复制模式相比，考试模式开始摆脱完全被动应付的地位，表现出了一定的主体性，但由于一切课程管理均围绕考试转，结果仍然逃脱不了追求标准、统一的牢笼。在这种情况下，课程管理变成了市场经营，“考试科目和试题”成了学校课程管理最灵敏的市场信号，升学率几乎就成了学校的“利润率”，学校课程管理水平的高低也常常以学校的升学率来衡量。

　　第三种是目标导向的课程管理模式。这是一种分权式的学校课程管理，中央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只负责确立基础教育的课程计划和课程目标，对于其它的课程管理环节，诸如教材开发与选择、教学方式与渠道等均由学校自主决策，教师具有较大的课程管理自主权。这种模式类似于企业的目标管理，它或者由上级单独制定或者上下级共同商定成果目标，由下级自主决定达成目标的手段与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可以不必拘泥于统一的模式，从学生的个性特点出发组织课程，体现教师的专业自主性，但是它常常会因学生最终的学业目标游离于上定的课程目标之外而处于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课程管理常常被沦为量化的指标管理，由于学生的素质发展有许多是无法量化的，所以在学校课程实践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的问题上经常发生争执，从而影响了学校管理课程的积极性。

　　第四种是发展导向的课程管理模式。这是一种完全自主式的课程管理模式，从学校的课程设置、课程标准的制定到教学用书的开发选择、课程评定的组织实施均由学校和教师群体自主完成。学校组织、实施课程的全部出发点都放在学生的个性发展上，因此其课程几乎都是个性化的课程，没有统一、固定的目标模式。这种管理对学校成员尤其是教师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要充分地体现学校及教师的主体性和学校管理的民主性。在许多情况下，发展导向的课程管理仅仅占学校课程的一定比例而不是全部，其管理基本上是一种过程管理。

　　我国的课程管理要真正实现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权力的分享，不仅要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促进复制型与考试型的课程管理向目标型和发展型转变，还要建立一种机制，使教师超出“围着课本转”的怪圈，以使教师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社会发展、关注全球问题，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形成教师接受变革、勇于变革的精神，这不仅对全球化课程的开发有利，也对任何新课程变革的推动有利。

(《教育科学研究》 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