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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教课程改革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200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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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最近随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调研评估组专家一道,对湖北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情况进行了一次深入调研,发现这个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三年来,受配套改革滞后和经费、师资不足等制约,陷入“穿新鞋、走老路”尴尬。据悉,这种情况在全国其它实验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由点到面: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教育部于2001年启动的一项旨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大改革,其核心内容是“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新课程当年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8个国家级实验区的中小学开始实验。到2004年秋季,新课程实验扩大到全国2576个县(市、区)。根据教育部部署,2005年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将全面进入新课程,2007年全国普通高中全面实施新课程,基础教育新课程进入全面推广阶段。

  2004年11月22日至26日,记者随教育部义务教育新课程实施状态第三次评估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情况调研工作组,通过与湖北省教育厅有关领导座谈,并深入武汉市武昌区、应城市两个课程改革实验区,与基层教育部门负责人、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进行交流,到学校课堂实地听课,对这个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情况进行了一次深入了解。

  湖北省自2001年首批开始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到2003年,全省课程改革实验区已发展到62个。从今年秋季开始,全省所有一年级和七年级学生全面进入课程改革,学生总数270万人,占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34%。当前,与全国大多数实验区一样,这个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处于从点到面过渡的攻坚阶段。

  调研显示,三年来,通过实验探索,湖北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

  一、出台了一系列课程改革的配套文件,初步建立了一套与课程改革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湖北省教育厅专门下发了《湖北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行动计划(2005-2008)》和4个配套文件,各实验区也相应出台了一系列实施方案,如《课程改革实验实施方案》、《课程改革师资培训方案》、《“校本培训”工作的意见》、《校本课程开发与管理指导意见》、《地方课程开发与学校课程开发工作指导方案》等。同时,各实验区还根据课程改革要求,建立了教材选用、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实施、教师培训、课程改革督导评估等各项制度,保证了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

  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师培训活动,提高了教师实施课程改革的能力和水平。各实验区按照“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原则,多渠道、多途径、多层次开展教师培训活动。三年来,全省共培训新课程教师约10万名,其中培训省级骨干教师1.5万名,组织召开各类研讨会200余次,编制各学科教学案例500余例,为课程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师资保障。

  三、全面实施国家课程,认真落实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初步形成了课程三级格局。一方面,各实验区按照国家课程实施要求,积极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并于2004年秋季在武汉市初中起始年级首次开设了科学课程,探索综合课程教学;另一方面,积极进行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的开发,目前全省已立项的地方教材30余种,已通过审查的有20余种。

  四、积极探索评价考试制度改革。各实验区在改革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评价上做了大量工作,部分实验区已经建立了教师成长档案,学生评价已由过去的分数评价变为等级评价,由单一的纸笔的终结性评价为关注学生学习过程的综合评价,部分学校已经形成了包括学生成长记录袋、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纸笔测试评价在内的学生评价体系。

  调研中,记者看到,各实验区课堂教学普遍有了明显变化:教师启发式教学多了,学生提问和发言多了,课堂气氛也变得十分活跃起来。在一些有条件的城区中小学,多媒体教学设备和手段被大量使用,往日课堂教学的“满堂灌”现象已基本得到遏制。一个以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核心的基础教育改革理念和氛围,正在各实验区逐步形成。

  评价和考试制度成课程改革主要瓶颈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各实验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逐步见效的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现有的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越来越显示出与课程改革的不适应,成为当前课程改革面临的主要瓶颈,严重制约了课程改革进一步推进。

  在各实验区,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滞后,成为教育局长、校长和教师们反映最集中的话题。应城市教育局副局长胡进明说,新课程改革把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评价,由以前以升学率和中考分数为标准的终端评价,变为现在以学校办学水平、教师日常表现和学生综合素质为内容的过程评价,使现行的基础教育评价体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由于目前中考、高考的“指挥棒”仍在引作用,分数仍是衡量学校和学生的标准,课程改革的评价标准不被社会认可;同时,由于课程改革实行的综合素质评价缺乏量化标准,操作困难,客观上又为课程改革的推行设置了障碍。

  胡进明说,由于中考、高考制度改革的滞后,升学率事实上仍是当前社会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的主要标准,学校不得不追求学生学业分数和中考成绩。胡进明举了一个例子:1998、1999连续两年,应城市教育局尝试对中考制度进行改革,改变以前按学生中考分数从高到低择优录取的作法,将重点高中的录取指标分解到各乡镇小学,但在实施过程中,这一作法遭到了各乡镇领导、学校和家长的抵制,最后不得不流产。

  应城市东马坊初中一位姓周的语文老师与记者座谈时说,现在学校按照新课程要求开设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家长不理解,认为是“老师带学生玩”,“胡里花哨”,并不能给孩子分数提高和升学带来好处,因此家长对这些老师的评价都很低,老师压力很大,心里也十分委曲。

  湖北省教育厅不久前进行的一次对各实验区教育局长、校长和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列出的“中考制度、办学经费和条件、课程资源、教师编制、大班额和办学自主权”等六项阻碍改革实施的主要因素中,“中考制度”被教育局长和教师排在首位。

  武汉市教育局局长谭仁杰说,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新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否则学校、教师和家长都无积极性。鉴于中考、高考关联度很高,建议教育部在提出课程改革评价体系,进行中考改革的同时,考虑与高考的衔接,解决高考终端问题。

  教材选用和发行不规范引来怨声一片

  调查显示,由于选用和发行不规范,导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课程教材质量参差不齐,良莠混杂,引起了湖北省各实验区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教师的一片怨声,直接影响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效果。

  据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徐金山介绍,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现行新课程教材选用实行的是县级决策。湖北省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以来,各实验区虽然成立了专门的教材选用委员会,但事实上教材的选用权力并不在教育部门,而在书记、县长等行政官员手里,教材选用不可避免地存在行政一元化倾向。

  同时,教育部要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课程教材多样化,公布的教材目录大而全。由于教材选用和发行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受利益驱使,一些教材出版、发行部门和教育部门打着教材多样化旗号,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机,采取不规范行为,选用和发行教材,扰乱了教材选用和发行秩序,新课程教材质量难如人意。

  以2004年秋季开学武汉市初一学生开设的《科学》课程为例,该课程采用的是由华中师范大学等专家编写、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教材。这套教材自2004年秋季开学使用以来,便备受教育部门、教师和家长的争议。在武昌区粮道街中学,部分教师反映,教材知识点跳跃性太多,不系统,有点考点教材里没有。如地理,只有自然地理部分,却没有人文地理部分。

  湖北省教研室副主任史绍典在与教育部调研评估组的专家座谈时说,武汉版《科学》教材没有经过实验就在武汉市全面投入使用,反映了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教材选用环节上存在较大漏洞。武昌区教育局副局长许惠根也对这套教材的质量颇有微辞,并对有关部门采取行政命令式选用这套教材表示了不同看法。据悉,武汉版《科学》教材是由武汉市教育局为全市初一学生统一选用的。

  而在其它一些实验区,还存在小学采用一个版本的教材,而到初中,又换另外一个版本的教材的情况,为学校教学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引起校长和教师的不满。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彭水成说,这主要是教材发行单位商业化运作的结果,“哪个回扣多,就用哪种教材”。

  为此,教育部门有关人士担心,教材选用和发行的不规范,不仅不利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而且容易造成有关官员的腐败,“一个教材上去,一批干部倒下”绝非危言耸听。

  教育界人士建议,针对教材选用和发行存在的问题,除了各实验区成立的教材选用委员会切实履行职责,发挥作用外,关键是教育部要出台一套健全、符合实际的教材选用制度,制订统一的教材选用标准,对教材选用采取“准入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杜绝当前教材选用的行政命令式和地方保护倾向,扭转教材发行市场的混乱局面。

  超级大班凸现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困境

  由于受经费、条件、师资、信息等多重制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农村学校推进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些农村学校的超级大班现象是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困境的典型反映。

  在湖北应城市东马坊初中,校长李华斌告诉记者,这所学校平均每个班学生超过80名。在初一(5)班,记者随教育部专家进行课堂听课时作了一个统计,这个班学生达92名,学生前胸后背都紧贴课桌,连站立都十分困难。李华斌说,目前全校共有教职工128名,学生2620名,师生比例达1:20,超出湖北规定的师生比例的一倍。

  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彭水成分析说,农村学校大班级的出现,除了当前正值初中学生入学高峰期,学校发展不均衡等原因外,主要是由于学校经费紧张,为降低成本,保证教学,不得不压缩班级数量所致。这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学校一些新课程的教学难以开展,效果大打折扣。

  据湖北省教育部门反映,经费紧张是制约当前农村学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的主要障碍。特别是随着农村学校一费制的推行,这一矛盾更为突出。据湖北省教育厅的一项调查显示,2002年秋季,湖北省各实验区的一年级和七年级学生费用,分别比非实验区的学生上涨26.81元和49.40元。而在实行一费制后,增加的这部分费用又不能从学生身上收取,只能由学校消化,学校缺乏相关渠道。

  应城市东马坊初中李华斌校长给记者算了一笔帐:2004年秋季开学,学校按照一费制要求,平均收取每名学生295元学费,除了每名学生135元杂费留给学校,课本费、作业本费都上交。开学以来,学校30多万元杂费,除了15万元用于平时学校运转,用于还债花了12万元,再加上其他开支,目前学校帐上只有2万多元,捉襟见肘。其中,为了进行新课程改革,教师培训费花了2万多元,设备资源投入2万多元,这些都是学校今年新增的开支,上头没有拨款,学校只能自己解决。这个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象东马坊初中这样,还是这个市农村学校中情况比较好的,有的农村学校到这个时候已经“无米下炊”了。

  除了经费紧张,师资不足、培训不够、教学资源缺乏、信息不畅通等,也是当前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面临的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师资问题,近年来,由于农村教师待遇低,流失严重,而师范类毕业生又不愿到农村任教,农村学校教师年龄老化严重,有的学校45岁以上的教师达到教师总数的近一半,英语、信息技术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教师严重短缺。一些农村学校反映,由于教师数量少,学校不得不实行包班制,且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能胜任新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越来越少,改革流于形式。而培训不够、教学资源缺乏、信息不畅通等,也莫不与学校经费紧张有关。

  湖北省教育界人士指出,我国基础教育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直接影响到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成败。当前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面临的困境,既有实施课程改革过程出现的,也有历史形成的,教育部应从农村实际出发,创建一个适合农村特点的课程改革模式,稳步推进,而不能把门槛定得太高,拨苗助长,否则欲速则不达!2004/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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