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梁启超的一生，徘徊在干政和为学两条道路之间，颇费踌躇；时至今日，有人推举他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首席，也有人认为他的学术成就不大，文章唯“新闻笔墨”而已。从政与治学的矛盾如何处理？学术与公众的距离又当如何保持适中？

　　和同时代的学人一样，梁启超一生都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和交汇中探寻适合中国的道路，100年前他就提出要“做世界公民”，要在精神上与世界接轨，以中华文明为世界作出贡献。梁启超晚年希望重新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东方与西方，路到底在何方？

　　就这些曾经困扰梁启超、百年后我们仍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晓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耿云志。

　　学术　不能忘情政治的学者

　　记者：梁启超一生身份复杂，是举世公认的“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和一代报人。您觉得在他的所有头衔中，“学人”居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夏晓虹：后人虽然加给梁启超很多“封号”，但实际上最根本的，也为梁启超所承认的，还是政治家与学者这两重身份，其他各种头衔都可以分属其下。梁启超的一生大体可以1917年底脱离政界为标志，划分为从政与治学两个时期。在我看来，梁启超本质上还是个学者，他自己也承认，“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只是他所处的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外在的形势促使感情激越的梁启超走上了政治之途。

　　梁启超曾自我反省，认为自己只能做“理论的政谭家”，而不能适应“实行的政务家”的角色。因为政治理想可以很纯净，而现实政治并不干净。一旦进入官场，也就丧失了批判的立场，必须遵守另一套游戏规则，结果不是同流合污，就只能激流勇退了。梁启超最终选择了后者，用他的话说，就是“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按照我的理解，是成了一位不能忘情政治的学者。

　　耿云志：在梁启超一生中，不同的时期，他的历史角色是不完全一样的。从1890年代，梁启超登上历史舞台时起，到民国初年，护国战争结束止，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里，梁启超主要是作为政治改革运动的领袖和宣传鼓动家发挥其伟大的历史作用的。而在护国战争结束以后，梁氏基本上退出政治舞台，而把主要精力用于讲学和著述，这时候，他便主要是作为一位学人发挥其影响，并且确实培养出许多有成就的学者。

　　若就梁启超一生的总体来说，我觉得占第一位的还是他作为政治改革运动的领袖和杰出的宣传鼓动家这一角色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其次是启蒙思想家，最后才是学者、教育家。但梁启超聪明过人、精力过人，其人格又极具感染力。所以，尽管他专门从事讲学著述的时间不很长，他所产生的影响却仍是巨大的。能超过他的学术影响力的人并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