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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热议:让科研评价回归科学
2017-03-09 中国青年报

  全国政协委员蔡晓红坐不住了,一把抓过面前的话筒:“就是管理体系存在问题!”在全国政协科技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这位原本总是轻言细语的原子分子物理学家,此刻嗓门提到了最高:“不用科学价值去评判科学成果,看重人情,这是怪胎啊!”

  让她感到必须鲜明表态的是这个议题:科研评价体系改革。这是俞正声在今年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也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会议室里讨论热烈,发言声此起彼伏。讨论的焦点之一是科研结果的评价究竟应不应该采用“小同行”评议制度,即让同一个学科分类的专家评议科研贡献的大小。目前国内对重点实验室和重要项目的评议采取的是“大同行评议制度”。会议室里坐着的科学家们几乎都有作为“大同行”被请去评议的经历。

  “请了一堆专家,看起来都是某一个大类的,其实隔行如隔山。”微生物学家黄力委员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大同行”制度时说:“就好比萝卜和白菜都是蔬菜,但研究萝卜的能评价这个白菜有多好吗?”他今年的提案正与科研评价有关。

  委员们的观察是:面对不了解的学科,就无法进行准确判断,很多人不得不凭借看起来更方便的标准——受评实验室或科研人员在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低。

  “在刊发SCI文章上,不同的学科差别特别大。不能产出高影响因子(期刊文章)的学科在这种粗暴的评估里,永远都会处于劣势。” 蔡晓红在发言时说。

  一位委员提到了某年事已高的女院士,让不少委员发出感叹。这位院士的实验室水平在科技部主导的科研评价中属于与国际同行“并跑”的地位,仅次于“领跑”。但由于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不够高,她的实验室在“大同行”评议中被评为不合格,被“末位淘汰”了。

  据该委员介绍,遭到“末位淘汰”后,这位女院士为自己的实验室举办了“葬礼”。这位委员担心,这样的评价体系会让持续关注某一冷门领域的科学家变少,大家都奔着“热门专业”发论文了。

  “体系要创新,科学家本人的修养也要提高。目前中国国情不一定能达到西方小同行评议的环境。小同行最了解你的水平高低,(但)我把你推上去了,我自己怎么办啊?这样会导致不公平。”杨忠岐委员终于抢到了发言机会。

  他的担心引发了又一轮“炸锅”讨论。生命科学家吉永华委员急得拍桌子:“那‘大同行’终审呢?每年都是各个单位在争名额,这已经不是在讨论科学问题了,是在争利益!”

  “总之,相信评估的专业性和诚信,需要独立的、具有公信力的组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委员说。

  蔡晓红曾参与过几次国际科研奖项的评审工作,显得更“理想化”:“不看人情,忘掉所有附加身份,唯一的评价标准就是这个项目的科学意义。”

  她还记得初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时,对方问了一个让她大为惊异的问题:“什么是SCI?”

  “他根本没有这根弦!”蔡晓红感到很羡慕,同时也担忧,对奖项的执着在挑战科研工作的纯粹性。这分忧虑弥漫在会议室里。

  导弹制导专家李鸿委员在戈壁滩的试验场上待了16年,她嗓门洪亮:“一些受关注的项目,评不上科技进步奖也能获得发展。但奖项越来越多,会让科研人都奔着奖去,科研就变味了。”

  这位连任3届的老委员关注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已经15年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曾为此专程派人向她阐明情况。李鸿直接表态:我个人并不需要解释,是科学家们想看到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结果。

  “搞科研工作的,多少有点较真吧,一定要搞明白原因、讲出道理。”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只有靠奖项才能证明自己吗?”李鸿话音未落,委员们就议论起来:企业和科研机构只顾看得奖多少;年轻科学家不得不拿SCI贴在脸上;逼得规则制定者只看短期利益、平衡人情……

  实力是最好的证明。去年年底,姚檀栋委员成为亚洲首位维加奖得主,这个奖项被称为“地理学界的诺贝尔奖”。“世界已经注意到我们了。”他说。

  讨论中,这群科学家委员反复提到两个词:利益,责任。蔡晓红觉得,这种责任是一份“平常心”:“一个科研项目,你觉得有价值就去做。”

  参政议政5年来,这位女科学家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一开始,面对“各路大牛”,她不敢多发言。慢慢的,她发现自己能逐渐“接近问题的关键”,就像在实验室里“接近科学的真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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