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还有一个忧虑是现在还不能积极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回顾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育，当时教育还没出现现在的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问题还不怎么严重，像择校等，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说择校是越来越严重，有一些问题是改革出现了问题，比如中小学的改制或者叫转制，这是改革出现了问题，后来又往回扭。”周大平说，“当时看到一些问题时做了一些改革，最后证实确实问题很多，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证明它，包括寄宿制、中小学的并校，不能一刀切，农村的孩子甚至不能在自己那上学必须到乡镇里去，虽然政府好管理了，但是孩子上学不方便。农民们认为我们为了上学跑了很多路，包括寄宿花的那些钱已经把免费的部分给消掉了。”

　　周大平指出，在正在征求意见的国家教改纲要里，政府许诺了很多目标，但是没有说出不能达到什么将承担什么样的罚则。“为了不让国家教改纲要从推出之后就束之高阁，我忧虑的是随着时间的久远，从推出以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大家渐渐淡忘掉了，一直到最后大家谁也不提起了。我们最好推出这个之后为了避免以前出现的那些情况，增加它的时效性，我觉得最好能请一个社会第三方比较有口碑的公司，两年一做社会调查。有些指标做的怎么样，群众接受程度、普及率是多少，在过半的时候需要有盘点，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要有大盘点，总盘点，这也是推动地方政府，按照纲要去行政、办教育、管理教育的这么一个比较有推动作用的举措。”

　　中国计算机协会资深演讲者王钧也认为没有罚则将给国家教改纲要的落实带来致命的影响。“比如国家教育投入，教育法第54条明确规定每年要逐年增加，但是没有做到，这些也没有人去追究。第二个机会均等和择校，一定要把学校办成世界一流，但是办世界一流是你想办就办出来的吗，就像运动员一样，你说我从小就把他培养成田径运动员就培养吗，不是天生的。”王钧说，“第28条第8款学校有权拒绝所有的非法干涉、任何的机构，但是问哪个校长敢拒绝，这都是问题。”

　　“国家教改纲要的实施亟需有效监督。”王钧建议说，“首先要法理清晰，法理不清晰从来没有监督，就有效性可言法律、行政、道德责任应该分开用。其次执法要严，法律才有权威，社会才有正义。教育太关系到国家前途了！” 摄影/本报记者 钱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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