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为国学回来却选择逃离中国式的教学

　　杨寓晨是在往“外”走，姜涛却是带着儿子往“里”走。

　　现在一家著名外企工作的姜涛在国外生活了13年。儿子5岁的时候，一家人回了国。“我一直努力让儿子知道他是个中国人，但是儿子总是无法理解”，为了让儿子拥有一颗“中国心”，姜涛把儿子送进了北京一所普通的小学，希望他能先过国学这一关。

　　儿子很快就能熟练地用汉语交谈了，这让姜涛一家很欣喜。不过这种欣喜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转眼间儿子进入了四年级。“周围的人都在议论小升初，都在议论给孩子报什么奥数班和英语班”。姜涛的太太也被这股强大的力量卷入了焦虑的漩涡。“这股力量强大得可怕”，姜涛说，“别人的孩子报了什么班，太太生怕儿子落后也会给儿子报什么班。”

　　“这不是我带儿子回来想要寻找的东西。”姜涛说。

　　在儿子的教育上，姜涛有很深的思考，也很有计划性。

　　“中国的父母都是要倾尽全力给孩子一些东西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反正要给，那么给什么就显得很重要了。”姜涛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孩子长大的时候会面对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因此，“我们要给孩子那些将来无论环境发生什么变化都能应对的最基本的素质”。他觉得这些能力应该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的能力、沟通的能力、合作的能力、搜集信息的能力、解读金融和经济知识的能力以及全球观念和本土参与能力等等。

　　回国、进入普通学校，是姜涛教育计划中“本土化”的一部分，他希望儿子能认同中国文化，能认同自己其实是个中国人。

　　现在，姜涛觉得这“本土化”的计划不能再继续了，因为他看到儿子“会说流利的中文，但是文字中没有自己的观念；可以破解很难的奥数题，但是已经体会不到快乐”。

　　同样是逃离应试教育，姜涛的痛苦是双倍的。因为他是带着希望和期盼把儿子交给学校的，但现实是，他的期盼只实现了小小的一部分，换来的却是他对继续这样下去的恐惧：“我现在给孩子的可能是对他将来没有用的东西，而对他有用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却给不了他。”姜涛说。

　　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是：希望进，绝望出。

　　这恰恰是姜涛目前的状态。

　　“我要让孩子在最好最正确的教育资源里寻找未来生存的答案。”姜涛开始考虑把他的一揽子教育计划中的“国际化”的部分提前。

　　姜涛已经物色好北京顺义的一家国际学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这所国际学校的幼儿园里看到这样一幕：孩子们都已经离园，老师却忙了起来，他看到一个老师正在挖开教室门前的沙坑，然后把一个个“恐龙蛋”埋进去。姜涛不解，老师回答，小朋友第二天会在玩沙子的时候“意外”地挖出恐龙蛋，“孩子们一定很欣喜”。

　　“我被这个老师感动了，我在老师身上看到了希望。”姜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