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李金英进大学的时候是26岁，一些和他一样的学生都觉得时间给耽误过去了。所以思想状态有时候显得比较混乱。学完了之后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这种混乱在学习上也有所体现，在这一部分的同学中间，他们热衷讨论社会的一些现象，而在学习上有所松懈。

　　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滕腾也看到了77级大学生的思想上出现波动。

　　滕腾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分析，他说：“有一部分学生，文革的影响也相当深的，这些你想想看，都是红卫兵，文化革命期间，他们是造反的，对不对？很多都是造反的，所以接受所谓真理标准讨论是要纠正他们对一些，比如说一些非常简单化的，文革期间还保修下来相当一些影响。”

　　1978年12月，中央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针。

　　随着国门的不断打开，给当时77级大学生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冲击。

　　之前由于没有对外开放，大家对外部世界也不知道，开放以后，结果，看看周边，李继定发出了疑问：“我们大陆好象比台湾生活水平各方面，还要差一块。北韩比南韩要差一块，我们社会主义代表的这种苏联比美国也差一块。大家有时候情绪也比较悲观，我们怎么回事？说社会主义，说共产党你好，怎么我们比人家要差呢？而且这个差距还比较大呢？”

　　谢新佑记得有好些同学经过自己的一些体会，觉得社会主义就是平均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吃大锅饭的，越搞越不好。还有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民主革命时候还能够谈得到一些，但是到了后来，到底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内容？都说不清楚了。有的甚至说社会主义是不是“乌托邦”主义，到底应该怎么个走法？多数的人认为看不清楚，心里有一种迷茫。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在第一栏的显要位置开辟了一个新的专栏，“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并当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潘晓的读书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作者在文中表达出来的思想困惑引发了很多77级、78级大学生参与讨论，并在那一代大学生提出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严肃的问题。

　　为了解决77级2班当时的学生思想问题，1979年，新学年开始后，政治辅导员谢新佑组织召开班会，进行讨论。

　　谢新佑记得当时的原则是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就是在让同学们能够充分地有什么就讲什么，充分地把不同的意见就讲出来。希望同学们不要动不动就要扣对社会主义不满，所谓的反对言论的等等。同时谢新佑也跟同学讲清楚，同学们说是什么？观点是怎么个看法？不作为今后政治思想鉴定的一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