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最宝贵的教育就是课程教材之外“剩下的东西”

　　6年大学生活在人生长路上只是短短一段，但给“5字班”学生带来的影响却是终身的。

　　“学校里的所知所会所能，变成了工作以后取之不尽的‘老本’。”建筑系65届毕业生马国馨后来被评为国家设计大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入学时他却给人以“清高”、不合群的印象，毕业时同学都说他和入学时判若两人。马国馨将成功归功于清华大学的“两个集体”制度：“参加了文工团让我变得‘关心集体’了，学会了团队协作，这在后来的工作中帮我攻克了不少技术难关。”

　　蒋南翔深刻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创新，历经50多年的历史检验，接受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今天依然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

　　今天的人们，对改革开放后30年取得的成就，容易取得共识。而对改革开放前30年，由于有一些失误，人们存在一些歧见，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尤其是解放后到“文革”前的17年。

　　对此，何东昌感慨地说：“‘文革’前17年，我国自己创建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虽然时间不长，也不够完备，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为我国改革后30年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

　　历史不能割断，今天的“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很多是前30年培养的。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础。

　　80岁的老人凌瑞骥现在每天坚持看《参考消息》。前两天，英国《卫报》一篇专家观点称：中国崛起会是一个全新的模式，对他很有触动。“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要走自己的路。”凌瑞骥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的干扰下，蒋南翔其实就是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道路，造就一代全新的知识分子，体现在‘又红又专’上，现在看，取得了效果。”

　　不光是学生队伍，清华的师资队伍也在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学术地位越高的群体，党员比例越高。院士中85%以上是党员，教授群体的党员比例达到80%。

　　“学生最佩服的教师都是党员，这对于学生的影响可想而知。”方惠坚充满激情地说，“从教师到学生，都在政治上、业务上严格要求自己，这就形成了优良的风气，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爱因斯坦讲过这样一段话：“什么是教育？当你离开学校以后，把老师们的堂堂讲课都忘了，把那些课本教材都忘了，还剩下的东西，那就是教育。”

　　曾担任建5班政治辅导员的单德启经常在想，“剩下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人’的自我成长。”单德启感慨地说，“‘5字班’学生的成长，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可以说是符合这一价值的标本之一。”

　　1987年，蒋南翔在最后一篇关于教育的论著《高等教育要认真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中，十分恳切地指出：“我国长期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办高等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方向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评价教育的成败优劣，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如何。”

　　聚是一团火，撒是满天星，在学校就要把这团火点旺，到社会就要把星星撒满。“我们水5班将近130人，绝大多数人在退休的时候，仍在县水利局、在基层干水利事业。没退休的同学，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大家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无愧于学校的培养。”65届清华毕业生、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这样说。

　　正如汪恕诚所说，记者见到的65届毕业生，都已年过花甲，但显得生气勃勃，充满生活激情和工作热情。又红又专、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这些学校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他们宝贵的人生财富，影响着别人，在社会中传递。

　　自5班毕业生、我国著名航天专家吴宏鑫院士说：“有母校给我的正确的人生观、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过硬的本领，我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毕竟，一个民族，需要多一些胸怀大志、仰望星空的人。” （记者 杨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