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三支代表队让学生成为“复合型人才”

　　蒋南翔在提倡学生走“又红又专”道路时，总是强调不能把学生都培养成“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为了让学生有特点、有特长，清华通过建立三支代表队，即政治辅导员、科学登山队以及文艺体育代表队，培养学生向着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

　　无线电电子系65届毕业生靳东明虽已年近古稀，但面色红润，笑容可掬。“我可是当过舞蹈队长的人。”最让靳东明自豪的是，念大学的时候他有两个集体，一个是专业学习的班集体，一个是文工团舞蹈队。

　　成立于1958年的清华大学学生文工团，为演出和排练方便，对部分骨干队员实行集中住宿，单独配备辅导员和成立党团组织。直到现在，清华的学生艺术团还延续着这种组织形式。

　　舞蹈队员们每天早上会在宿舍前面的小路上练功，业余时间除了排练，就是开会。全队都集中到一个宿舍，上下床都挤满了人，学习、讨论、辩论，然后听团支部书记总结。当时，作为低班学生的靳东明只是“听会”，看到高班同学一个个作长篇发言，他心里羡慕不已。

　　由于课余时间占用得较多，靳东明宿舍“5字班”的几个人，晚上都会去图书馆自习，直到熄灯才回来。几年下来，文工团集中住宿队员的平均成绩比班上一般同学还要高一些。“舞蹈队的同学大都思想活跃，积极上进。”靳东明回忆说，“当时，水5班的XXX、焊5班的黄辰奎，还有我，都先后在舞蹈队入了党，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终身奋斗目标。”

　　“近朱者赤，在文艺社团这些优秀的同学之间，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我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合唱队队员、建筑系65届毕业生吴亭莉说，“在这样一个积极向上、健康活泼、团结友爱的特殊集体中，日后出现一批在中国的政界、科技界有影响的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两个集体”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在当时的全国高校中还是个创举。蒋南翔具有开创性的教育思想不止这一项，还有始于1953年的政治辅导员制度，这也是中国高校政治辅导员制度的源起。

　　25名大三学生成为清华历史上首批政治辅导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他们所做的工作被形象地称为“双肩挑”，即一肩挑业务学习，一肩挑思想政治工作。

　　时任土建系分团委书记的单德启说：“按照蒋南翔校长的要求，我们不能把学生管死、管窄，而是要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宽容的相互关系，学生和辅导员相处时思想都不设防。”

　　在单德启的印象中，建5班有位同学相当关心政治，常常到他的房间看《参考消息》，还会就“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我们搞马列主义，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是不是‘互相对称’”这样的问题和辅导员讨论，敞开心扉，尽管不一定有结论，但是大家都谈得非常开心。

　　方惠坚说：“实践证明，这一制度的本质是红专结合，政治与业务渗透，业务工作优秀的人懂得政治思想工作，而政治思想工作优秀的人又懂得业务，这种‘复合型人才’对人才的培养将如虎添翼。”

　　历史证明了这个观点。

　　从1953年到1966年，清华总共培养了682名政治辅导员。活跃在当今社会政坛上的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很多产生在这批清华学子之中。

　　20世纪60年代，蒋南翔要求教务处从全校一万多名学生中选拔出一些学习成绩最优秀、有特长的，通过制订单独的教学计划，配备指导教师，多指定一些参考书，对其课程和毕业设计给予更高的要求。由于是万里挑一，学校里称他们是“万字号”学生。

　　自动控制专业65届毕业生郝惠言就是这样的学生，接受过2年多的“因材施教”。在2年多的时间里，每天上午上完课，郝惠言就去办公室找系主任钟士模，钟教授放弃午休，推迟回家时间，专门辅导他一个人，小至一个在字典上查不到的英语词组，大至一些重要的专业概念。

　　“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得益于学校实施的‘科学登山队’政策。”郝惠言坦言，“开小灶，吃偏食，让我终身受益，在工作中成为国企自主研发的技术革新者，逐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金富军说：“这三支队伍在培养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上殊途同归，对推动培育学生的工作和提高学生的培养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