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入学洗礼”——红专大辩论

　　1959年冬天，一场严肃而带有几分神秘的“红专大辩论”在清华大学开始了。刚入学的原城乡建设部部长、建5班(建筑系)毕业生叶如棠，把这场辩论称为“入学洗礼”。

　　中学时长期当学生干部、在表扬声中长大的叶如棠，进了大学却成为“无职一身轻”的“白丁”，他的心里难免出现思想波动。“那时我嘴上不说，心里却在‘红专道路’的选择上作出调整。”叶如棠说，“既然在政治上组织对我有看法，我就在专业上多努力，将来一样能为国家多作贡献，到那时再‘红’也不晚。”

　　叶如棠毫无顾忌地向全班90余名同学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虽然其中大多数人他还叫不出名字。让叶如棠始料不及的是，“辩论”马上一边倒地展开了，他成为“正方”抨击的唯一对象，也成了学校上下闻名的“白专典型”。

　　其实，红专问题的辩论从1958年开始就在全国展开了，缘于毛泽东在1958年初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有一条专讲“又红又专”。

　　“学生的思想很活跃，有‘先专后红’想法的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时任清华自动控制系党总支书记的凌瑞骥，如今已年近80，但回忆当初，他依然记忆深刻。

　　事实上，叶如棠早就忘记了当年“批判”自己时同学都说了什么话。但是，1960年暑假和同学沈三陵之间的一段对话，让叶如棠至今难忘。在十三陵水库军训间隙休息时，时任小队长的沈三陵和叶如棠站在山坡上聊天。叶如棠说起思想认识会有反复，沈三陵看似不经意地随口说：“你可别‘运动’一来，打开思想包袱晒晒太阳，‘运动’一过，就把包袱裹起来，照旧背着走。”

　　“这个比喻真是太深刻、太经典了。”叶如棠感慨地说，“像是为我打开了一扇心灵的天窗，对我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叶如棠能感受到，班里所有同学丝毫没有因为他曾是“红专大辩论”的反面典型而对他另眼相待。后来，叶如棠还被全班同学民主推选为班长，在毕业之前又加入了党组织，让叶如棠在离校前得以实现自己的政治夙愿。

　　大辩论确实让一批学生进一步树立了奉献祖国的理念。毕业时，“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最大的志愿”成为65届毕业生喊出的口号。绝大多数学生填写的分配志愿都是西部、基层，很少有人选择大城市。尤其是当时遭到大家“批判”的几个“白专典型”都被分配到国家最关键的核心部门。

　　多年学生干部的经历，加上各种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锻炼，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叶如棠具备的这些特点，都在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逐步实现“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方向后，显得弥足珍贵。从北京市建设设计院设计室副主任开始，叶如棠在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被连提七级，从副科级到了正部级。

　　当然，像叶如棠这样的提拔还属于特例。但是，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清华1965届毕业生先后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其背景大致都相同。

　　“现在看来，当时的‘红专辩论’是一种非常好的自我教育的形式。”凌瑞骥感慨地说，“不是‘你压我’、‘我批你’，而是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学习经典、热烈讨论，讨论内容也不仅仅局限在‘红专关系’，涉及到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青年知识分子的成才道路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