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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是方言地区性调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这项调查工作始于1936年，由赵元任先生主持，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和集体完成。在这部巨著的诞生过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大师与新人的合作。赵元任先生对年轻人的放手使用，无限尊重，至今令人仰止。《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绘制了66幅方言地图，首先以地图的形式表现湖北方言分为4个区的大致情况，而后的64幅方言现象分布图分别反映声韵调、特字、词类等的异同。最后的综合图用语言同言线反映湖北方言各种现象的分布情况其方言条目的选择、符号的画法、同言线的使用，都成为后来的方言专著附图的仿效对象。

　　赵元任定居海外后，仍坚持汉语方言的研究。遥距祖国万里，无法进行方言实地调查，他便将自己植根于海外华人之中，营造一个方言小社会。他请萨本铁做福州方言的发音人，请胡适做绩溪方言的发音人，用他们的录音材料，指导学生一起研究这些汉语方言中最复杂难懂的方言。

　　1934年赵元任在上海主持《语言区域图》的绘制，当时由于对徽州方言情况不完全了解，没有将徽州方言独立划区。但由于太太是安徽石埭人，赵元任先生知道皖南的徽州方言不同于安徽其他方言，于是这一年他偕太太到皖南调查徽州方言。所谓徽州方言指的是古徽州府，即今安徽南部屯溪、绩溪、休宁、歙县、黟县以及江西婺源一带的方言。到过徽州的人都知道，那里山高险阻，交通不便，由此形成的方言复杂多样，令外人结舌。随着研究的深入，1939年和1948年修订《语言区域图》时赵元任先生提出了“皖方言”和“徽州方言”的分区。到海外后，他仍不忘深入研究徽州方言，恰巧，他的老朋友胡适是徽州绩溪岭北人。于是，胡适成了赵元任进行徽州方言调查研究的最佳发音人。这恐怕也是现代汉语方言调查历史上水平最高的调查人和发音人的合作，他们肯定是一对最佳拍档。1962年，《绩溪岭北音系》发表，1965《绩溪岭北方言》出版（与杨时逢合作），都是深入研究徽州方言的代表佳作。赵元任是理论与实际并重的方言学家。他深入实际，亲历田野工作，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方言材料后，他为现代汉语方言研究进行科学的分区。

　　1934年，他主持为上海申报馆编制《中华民国新地图》第五图乙之《语言区域图》，将“中国语系”划分为“华北官话区、华南官话区、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海南方言”七个大区，这是首次以方言特征分区。其后1939年，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制的《中国分省新图》之《语言区域图》第四版、第五版（仍由赵元任主持）进一步修订完善了这一方言分区概念。1948年赵元任先生在《北京口语语法》中进一步将中国的语言分成三区九组。此后的现代汉语方言研究无不在此基础上耕耘收获，或七大分区、或八大分区，直至1989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完备的语言地图《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十大分区，仍是继承、完善、发展了赵元任的汉语方言分区概念。他是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第一人赵元任作为现代汉语方言学之父，其成就绝不仅仅体现在他那累累众多、深刻精辟的奠基之作上，更重要的是他为从事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开创了一系列科学实用的理论和方法。他引进国际音标，并根据汉语特点修订国际音标，使现代汉语方言调查记录一起步即走向世界。用国际音标记音，这对使用方块文字，原本只能用“直音“、“反切“表示读音的汉语来说，其进步的意义绝对是革命性的。他提出的归纳音位的原则和理论一直指导着后来的方言调查和整理研究。他根据音律原理设计的一套五度制标调字母，为记录和研究方言提供了准确方便的工具。他根据方言调查所要了解的基本字音，于1930年设计出版了《方音调查表格》。这个表格在吴语、粤语方言调查工作的基础上，选取了比较常用的3567个汉字，字的次序按古代《切韵》、《广韵》一系的韵书所代表的古音系统排列，声母、韵母、声调形成框架，每个字放在各自应有的音韵地位之中，每一页都是一张韵图。根据这个表格记录出来方言语音，在一个平面上不仅可以看出声韵调配合关系，还可以看出古今语音演变规律，许多复杂的语音现象一目了然，便于归纳整理。这个表格后来由丁声树、李荣先后修订编制成《方言调查字表》，汉字增至3700多个，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几十年来，《方言调查字表》作为汉语方言调查的基本手段而被方言工作者广泛运用。汉语方言调查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底本，便捷了许多，深奥的音韵学也变得直观容易理解了。赵元任调查方言还善于利用一切现代化的辅助手段。二、三十年代录音设备、照相设备都还是稀罕物件，赵元任却已将这些物件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他自己有着“录音机式的耳朵“，但每次调查他还都用录音设备永久地保留发音人的语音，并整理发表。比如，1935年调查江西方言历时21天，调查了57个县的方言，灌制了80多张双面唱片。

　　1948年发表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每一方言点均配以相应的有声读物。赵元任研究方言注重相互间的异同比较。《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是比较方言语法的鼻祖。《中国方言当中爆发音的种类》（1935）是就某一专门的语音现象进行方言间横向比较的典范之作。不论是地域性的方言研究如《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还是地点性的方言研究如《钟祥方言记》，赵元任都十分注重音韵比较，跟国语（普通话）比较，跟古音比较，由此创立了方言学研究中的比较音韵学。他以方言研究为工具，博古通今，以活的现代语言事实解决死的古代语言问题。“每一个识字的人都懂得古汉语，不过这是单就了解古书说的。要是读出声音来，总是某一种现代方言的读音。中国过去的学者很少知道，古代汉语的实际读音是什么样儿的。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留心语音。中国人向来对语音是很留心的。不过因为文字不是拼音的，他们不能不偏重抽象的语音分类跟语音当中的关系，比较忽略语音本身的音值。他们对语言的认识是正确的，不过不是具体的。好些古代学者的著作，要等待现代语言学家作语音学的解释。有人打过这么一个比喻：传统的中国音韵学好比一部代数书。这部书里头有好些真理，不过在运用这些真理以前，必须把数字代进公式里头去。数字就是现代汉语方言。语言学家研究现代方言的读音（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古代借字的现代读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高丽译音、安南译音），再拿来跟传统中国音韵学的系统（反切、等韵）比较，详详细细的构拟出公元六百年左右的汉语读音（除了四声的调值）。”（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李荣译）这些研究中的比较方法一直指导着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进行和发展。

　　2001-08-15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