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吃这样的苦不值”

　　杨举荣出生于1989年，杨王邦出生于1991年，他们俩都是广西钦州人。3月4日，两个写着一脸稚气的男孩站在人才市场的招聘信息栏前不紧不慢地看着，眼神中明显透着对这个新世界的期待。他们都是前一天下午到顺德的。

　　杨王邦是第一次离开家乡，他来这里是为了和爸爸会合，他的爸爸杨贵合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工作了10多年，在一家工厂做保安。因为工作的原因，杨贵合今年没有回家过年。而堂哥杨举荣已经连续第3年来广东了，他大胆地带上杨王邦，两人一起来到了顺德。

　　虽然才21岁，已经工作了3年的杨举荣对工作的规划比弟弟要清晰得多。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是做得开心”，如果对他要求太多，他会“二话不说，马上提起行囊就走人”。

　　两个孩子找工作的“基本原则”惊人的相似。杨王邦虽然才第一次出外打工，听到堂哥的说法，他也附和道：“是啊，工作最重要的是开心。”站在一旁的爸爸杨贵合一脸慈爱地看着他们，笑着说：“他们愿意怎么找就怎么找，我不限制他们。”

　　杨氏兄弟理想中的工厂必须具备一点：“不要管得太严”，不然他们肯定待不住。不要加班，下班后可以自由地到任何地方去，不要穿统一的工装上班，不要军事化管理。

　　依照这一逻辑，才3年时间，杨举荣已经换了好几个行当。先是在深圳从事电子元件行业，后来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建筑工，可“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做建筑工的时候，每天在钢筋架上，一晒就是一天，工资也不比其他工种高。”他说他并不怕吃苦，从小在农村长大，什么苦都能吃，但这个苦对他来说，吃得“不值”。他说他家中现在只有不到两亩的耕地，种地不可能赚钱，必须走出来。

　　弟弟杨王邦初中毕业后，到南宁的一家炸石厂工作，月工资有1500元。但他后来放弃了这份“还可以”的工作，原因之一是“太累太危险”，另外一点重要原因是哥哥杨举荣所说的“应该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总不能老在山里面待着”。所以，他今年义无反顾地辞工来了广东。

　　在工作的选择上，两兄弟的想法都很坚决：“凡是对身体有害的行业，给再多的钱也不去，比如说喷油漆，一个月给我2万元我也不会去的。”

　　几年下来，杨举荣深刻地认识到了一点，必须要有一技之长，做工就要做技术工，不能做普工，“搬运这样的事一定不能做”。这几年，他也有过被拒绝的经历，有企业招技术工，他去应聘，对方说只要熟练工，杨举荣就非常疑惑地问招聘人员：“难道有人天生就熟练吗？不都是慢慢学的吗？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机会呢？”

　　杨王邦的亲哥哥，他过段时间后也要到广东来了，全家人聚在一起，有个照应。今年回家过年，杨举荣听同村的几个朋友说，福建那边普工一个月可以拿到1800元。虽然也有点动心，但“福建离家太远”，而且一直都在广东打工，对广东已经熟悉了，朋友圈也都在广东，所以他最终还是没去福建。

　　劳务市场男女比例失调

　　女孩小李推着自行车径直走去，没有理会记者的采访要求。记者不得不三番五次地追上去——一路采访下来，女农民工实在太少见了。

　　“现在劳务市场男女比例已经失调了。累活男孩不愿意干，女孩就更不愿意了。女孩少，女普工更难找。”顺德金紫中介服务部负责人黄小强判断。在一些生产电子产品的工厂，心灵手巧的女孩子是很需要的。黄小强说，有个玩具马达厂长年招女工，提供带空调的独立宿舍，月工资1200元~1300元，却长年招不到女普工。

　　相关链接：《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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