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对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必须积极应对这一变化,在人才培养理念、教学模式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高校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然而高校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目标路径不明确等诸多问题。正确认识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意义,以及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应对现实问题并采取有效的突破措施,都是亟待深入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数字化转型的终极目标
高校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提升教育质量,推动个体的全面发展。通过数字技术引领教育革新,不仅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在于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于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
第一,创新学习模式。教育质量是教育的根本,无论未来教育如何演变,人才培养始终是核心任务。数字技术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通过功能齐全的智慧教室、自适应学习、学情智能诊断、智慧课堂评价等数字教育应用场景,数字技术将推动教育从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变,实现学习模式的创新。
第二,革新教学模式。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教育的深度融合,引入AI技术,实现教育内容的智能创作与个性化推荐,增强教学过程的创造性,提升学生的体验感,从而促进课堂教学的革新。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和认知情况,设计出更适合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构建数据驱动的因材施教新模式。
第三,优化教育治理。通过智能化手段,构建具备高效决策、精准服务和持续创新能力的教育大脑;通过优化内部流程和信息管理,提升教育机构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时掌握校园环境和学生动态,根据学生个性情况实施精准管理。适应教育环境的变化和用户需求的升级,不断调整和完善数字治理,确保其始终处于领先水平。
第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多国相继推出高校数字化战略,为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条件。我国致力于将中国的优质课程推向世界,同时引入国际优质课程,帮助全球学生了解多元文化的差异性,促进数字学习的交流,共同构建数字化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新格局。高校应积极依托相关联盟组织,联合全球高校同仁群策群力,共同推动新兴技术与高等教育的融合发展。
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信息孤岛”现象依然存在
“信息孤岛”现象并非新近出现的问题,自信息化进程启动以来,便一直是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障碍之一。解决这一难题的核心挑战在于信息与数据的治理与管理。高校采用多种不同的IT系统以支持多样化的业务流程,每个系统均针对特定用户群体提供专门服务,这导致了数据的分散储存与形式多样。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仍处于初级阶段,数字学习生态系统和统一的信息资源体系并没有形成,教育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协同作用不够深入、不够充分、不够全面,因此大部分教育组织的转型实践依赖于原先建设的信息系统和平台。
一方面,由于教育信息化建设通常采用分散开发或引入新技术设备与信息系统的方法,在开发过程中对信息资源共享考虑不足,教育系统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平台与信息系统之间服务和流程相互脱节、功能难以关联、资源无法共享,从而形成“信息孤岛”,并随着时间推移和信息化发展日益严重。另一方面,由于管理信息系统和IT产品种类纷繁复杂,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信号接口和具体技术参数,缺乏统一的标准,各个内部组织平台及系统不能自由通信和调用。
固有观念对新事物的抵触
个体往往习惯于既定的行为模式,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探索未知。学术界的非正式人际关系网络也常常成为文化变革的阻碍因素。全球各类教育机构中普遍存在教职工对变革的抗拒心理。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压力可能加剧抗拒心理,变革需求越大,教职工的抵触情绪可能越强烈。部分教职工若非面临强制性要求,往往不会主动寻求改变。
学术界对变革的抗拒、焦虑、担忧以及兴趣缺失构成了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障碍。对新信息系统的实施和采纳普遍存在的抵触情绪是另一重要障碍。数字化转型必然导致组织结构的调整。抗拒变革的根源可归纳为:行为惯性(对环境刺激的习惯性回应);安全需求(抵制可能威胁其安全感的变革);经济考量(与实施变革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相关);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模糊和未知的焦虑);对可追溯性和隐私泄露的担忧;选择性信息处理(倾向于筛选与自身信念体系相符的信息)。
从社会文化视角来看,组织内部各部门普遍存在的抵触情绪,可能来源于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倾向和深层文化特质。
多政策协调失衡
多政策协调失衡现象源于各部门基于自身利益制定政策,尽管单个政策看似合理,但多政策并行实施时往往产生冲突与矛盾。以教务系统建设为例,其需求并非业务人员个体需求的简单累加,而是需要在整合与抽象基础上进行系统性优化设计。这种协调失衡现象反映了创新思维与开拓精神的缺失,亟需各利益相关方达成共识,确立统一的发展定位与战略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理想的重构方案或系统设计的情况下,探索可行的过渡性解决方案尤为重要。
数据资源利用效率不足
高校蕴藏着大量的教育数据,但其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要实现数据价值的最大化,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这些数据。数据库中的“数据”对技术人员而言可能仅仅是“数字”,管理者和师生也往往难以洞察数据背后的潜在价值。若能通过多元视角“解读”并“理解”数据,学校业务将从IT管理迈向IT治理。
这一过程涉及多方协商,是“目标”与“认知”之间的平衡,也是各方业务或利益的调和。其中教师的参与至关重要,因为“信息技术+教师”才能推动教学模式的创新。例如,一些教师在教学创新实践中探索的分享式阅读、快速测试点名、闯关式测验、图片式报告和虚拟荣誉等,旨在提升学生学习效果。要让技术平台有效支持这些创新方式,前提是能够“解读”相关数据。
复合型人才短缺
高校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亟需具备新技术能力(如编程、数据分析及软件开发)与软技能(如沟通、团队协作及适应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然而,受资金等因素制约,高校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难以吸引并留住具备上述核心能力的人才。此外,数字化转型还需强有力的领导与管理,以确保各项措施与学校的整体战略目标保持一致,这包括设定清晰的目标、建立责任机制以及为数字化项目提供资源与支持。具备前瞻视野和数字素养的高校领导者,在营造有利于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教职工通常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及行政任务,几乎没有时间参与数字化转型计划,更谈不上去提出建设性意见。
对提升师生数字化素养与能力的忽视
数字素养涵盖了运用数字技术的技能、知识储备以及自信心。然而,当前高校部分教职工和学生的数字化素养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对新兴信息化设备和数字技术的认知匮乏。面对问题时,他们往往依赖电话求助相关部门,而忽视了在信息易于获取的互联网时代,许多问题可以通过网络自行解决。这种现状使得将数字化思想和技术融入教学难以实现。此外,部分教师仅专注于自身专业领域,对其他技术知识持完全漠视态度。
具体措施
加强制度层面统筹设计,加大高校数字化转型力度。首先,我国教育管理部门迫切需要加强对高校数字化转型的统筹设计,国家和地方应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为高校数字化转型设立专门的政策和法律,确保转型工作顺利开展。与此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参与高校数字化转型的规范与机制建设,并通过多种方式来丰富和完善高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推动转型朝着规划方向稳步前进。其次,从高校自身的角度来说,必须认识转型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高校拥有不同的管理层级,同时设有不同院系部门及专业,整个结构错综复杂而又相互联系。要实现高校数字化转型,需要健全的长期规划方案,在领导层的统筹领导下,共同构建数字化转型良好环境。
加强数字化素养和数字化综合人才培养。实现人的思想转变是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转型的核心在于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数字化人才,因此高校数字化转型应以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为首要任务。对于教师,要注重培养其专业的数字化素养和能力,提升其应用数字技术并与自身专业相结合的能力,增强其运用数字化工具和手段开展教学的能力;对于学生,要重视其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提高其数字化技术水平,促进建立数字化思维。同时,开发数字技术素养能力的评估工具和标准,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和改进自身不足,这将对其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提高各部门政策的兼容性。数字化转型涉及众多部门及其利益,各部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能只考虑本部门的利益,而要兼顾整体的发展。为此,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在该机制下,各部门要考量系统整体利益,杜绝只顾部门利益而罔顾系统整体利益的现象。只有在相关协调机制的支持下,才能激发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制定出具有兼容性的相关政策,形成政策合力,更好更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
提高数字化资源利用率。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对数字资源的综合利用。要提高数字资源的利用率,首先要建立统一、详细的数据库。现实中虽然不少高校形成了大数据库,但利用率极其低下。比如某部门为了解教职工的职称信息,不是直接去大数据库里检索,而是另行发文要求各单位进行专项数据的填报。其次,加强对相关教职工在数据资源利用方面的培训。高校每天产生大量教学相关数据,一些教师缺乏挖掘和利用这些数据资源的意识和技术能力。应通过针对性的引导培训,提升其数据素养和实操能力。最后,学校管理部门可以基于积累的数据资源开展精细化管理。例如,运用数据挖掘能够更好地对贫困生进行资助;了解学生对相关课程的喜好以便进行课程调整。
结语
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这也说明了高校数字化转型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数字化转型绝非仅是学校某个部门的工作,每个教职工和学生都应参与其中。数字化转型究竟是学校的财政负担还是高速发展的助推器,则考验着高校管理者的智慧。
来源:《中国教育网络》2025年5月刊
作者:单建华(南京财经大学网络与数据中心)
责编:余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