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平，男，汉族，山东巨野人，1953年10月出生，1969年参加工作，197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关村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校长讲席教授，中国互联网工程科技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982年，北京。

　　29岁的吴建平站在南城的北京工学院（现北京工业大学）门前，手里紧紧攥着导师给的全部10万块钱经费。他要买三台单板计算机，回去搭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叫计算机网络。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人见过它长什么样。因为技术封锁，国外的设备进不来，能看到的只有零星资料。

　　他把三台机器抱回清华，开始自己动手。没有零部件，就自己做；没有路，就自己蹚。全国第一个校园计算机网络，就是这么搭出来的。

　　那是他在这条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往前看，他还不知道这条路会通向哪里。但他知道一件事：中国人，得有自己的网络。

　　心中有光的人

　　总能在时代洪流中看清自己的路

　　一个人精神的来处，往往藏在他读过的书里。

　　1966年，山西太原。13岁的吴建平接过一本鲜红光亮、软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那是他作为太原市优秀少先队员的奖品。这本书当时刚刚出版，全校老师谁都没有，只能向这位小同学借阅。

　　吴建平家里还有一套厚得多的书——90册《列宁全集》。那是父亲用一个月的工资买的，90块钱，一分没剩。4个孩子等着吃饭，母亲心里有疙瘩，但在党校当马列主义教员的父亲不为所动。

　　很多年后，吴建平回想起这件事，说：“不吃饭也要买这套书，这对我是有很大影响的。”

　　有一种东西已经悄悄埋进少年的心底——比吃饭更要紧的东西，叫信仰。

　　1969年，吴建平初中毕业，被分配到晋东南的一个军工机械厂。离家的时候，行李卷里除了衣服被褥，还被硬塞了一整套初高中课本和几本自学教材。每天下班后，他就着昏黄的灯光，平面几何、代数、物理……一本一本往下啃。1973年，“文革”中唯一的全国高考，吴建平凭借优异成绩进入清华大学，被分配到电子工程系。

　　机会来了，吴建平想的却是另一件事——转专业。当时，他在工厂当模具钳工，对机械着了迷，动手能力又强，于是写了申请，要求转到精密仪器系。学校没批。“那就听国家的话，踏踏实实地搞计算机。”他对自己说。

　　吴建平留了下来，大学期间认真学习计算机专业课程，参与研制国产计算机系统DJS-130，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做。慢慢地，那个当初想转系的人，觉得这东西有味道了。

　　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吴建平考取研究生，急需选择科研方向。1979年的一天，国外专家来华讲课，提到分布式系统和计算机网络，他觉得这是计算机的重要研究方向，就一头扎了进去。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这个概念，1994年中国才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但他提前15年就选好了这条路。

　　没人告诉他这条路怎么走，但他就这么出发了。不是因为看到了结果才启程，是因为心里有东西推着他走。

　　“我是和共和国共同成长的，对党的信心、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吴建平说。

　　让信仰扎进大地

　　走出一条从跟跑到领跑的路

△ 2018年1月，吴建平院士做客央视《开讲啦》节目

　　1994年，是中国互联网的元年。

　　这年的4月20日，一条64K国际专线开通，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也是在这一年，国家“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示范工程”启动建设——这是中国第一个互联网主干网。主持这项工程的，正是41岁的吴建平。他带领来自10所高校的团队，在简陋的机房里，搭建起了覆盖全国的第一代互联网。1995年11月，项目提前一年完成。参加鉴定验收的专家们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如此规模宏大、技术先进的大型项目，提前一年高质量完成了设计和建设任务，简直不可思议。”

　　但在吴建平心里，这才只是开了个头。

　　当时的互联网格局，让他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第一代互联网完全被美国垄断，全世界40亿个IPv4（互联网协议第四版）地址中，美国占据了74%；整个中国的IP地址总量仅仅相当于美国加州大学一所学校的拥有量。

　　“第一代互联网是引进、消化、学习。第二代互联网一定要自主创新，抓住先机，把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上。”

　　那时，世界互联网组织技术专家已经提出了IPv6（互联网协议第六版）——这是一个地址空间大到几乎用不完的协议，但还没有人进行过大规模验证。吴建平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做出全球第一个纯IPv6的互联网主干网。2003年，国家启动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CNGI），他带领团队毅然选择了最困难也最有远见的路——建设大规模纯IPv6网络。2004年底，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纯IPv6网络正式开通，核心路由器中中国自行研发占比超过80%。TCP/IP协议（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合作发明者罗伯特·卡恩在考察后公开表示：“就发展情况来说，美国需要尽快追赶中国。”

　　在建设第二代互联网的过程中，吴建平还发现了一个互联网的重大安全问题——长期缺乏有效IP源地址验证，这意味着网络中的每一个数据包，我们都无法确认它究竟来自哪里，就像一封信没有寄件人地址，出了问题无法溯源。

　　“有贡献才有话语权，有创新才有主动权，有技术才有发言权。”2005年，吴建平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下一代互联网源地址验证体系结构SAVA。3年后，团队研发的SAVA相关技术被国际组织确立为互联网标准RFC5210——在此之前，3000多个国际互联网标准中，中国人作为第一作者的只有一个。2024年6月24日，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吴建平牵头的“下一代互联网源地址验证体系结构SAVA关键技术与规模化应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从使用别人的标准，到为世界制定标准。这条路，中国人终于开始自己走了。

　　吴建平的目光，还要放得更远——互联网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2005年，美国雄心勃勃地提出要摒弃现有互联网，重构下一代互联网，带领人类进入“超互联网”时代。项目历时整整10年、投入约三亿美元，却以失败告终。

　　美国已经失败了，中国还要不要做？怎么做？

　　吴建平提出：在现有互联网基础上实现演进式创新，这才是下一代互联网的未来。

　　2013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建设“未来网络试验设施”，清华大学参与建设其中的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FITI），吴建平担任项目负责人。2021年，FITI主干网开通。2025年，项目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实现了计算机网络系统软硬件设备的全部国产和自主可控。如今，FITI覆盖全国35个城市、40所高校，可以同时支撑4096个独立下一代互联网并行试验，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互联网试验基础设施。

　　30年，三代网。从64K的狭窄信道里起步，到建成世界最大的互联网“试验田”，中国人从跟跑者成为领跑者。“第三代（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才刚刚建成，真正的辉煌还在未来。”吴建平说。

　　把自己活成一束光

　　为后来者照亮更远的路

△ 2024年11月，吴建平院士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致辞

　　2025年9月，在清华大学的教室里，72岁的吴建平准点走上讲台。

　　这门课叫《计算机网络原理》，他从1985年讲到现在，整整40年。一个学期16周，各种社会活动、科研任务，统统要给课堂教学让路。

　　吴建平上课，手里拿的是自己主编的《计算机网络》。开始编这本教材，还是十几年前的事。带着团队写了一版又一版，书稿垒得越来越厚，他始终觉得还能更好。2025年，《计算机网络》终于出版。十年磨一剑，字字句句都是心血。

　　吴建平说：“上好课是教师的第一要务，在讲台上传授知识、与学生交流思想始终是我最愉快的时光。”他时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做人做事做学问，只有将自身目标与国家事业紧紧锚定，诚信为人、认真为事、创新为学，人生才能绽放更大光彩。”40多年来，他培养了百余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大多已成为国内计算机领域的中坚力量。“昨天的学生成为今天为事业一起奋斗的同事和朋友，他们的成长成才，是我最引以为傲的成就。”

　　一个人的光，不会被校园的围栏所阻挡。教室之外，还有更远的地方等着他去照亮。

　　2014年，一项特殊的任务交到吴建平手上。随着网络空间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设置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提上日程，吴建平负责牵头论证。他带领10余位专家反复推敲，开会、调研、写报告、改报告……吴建平当时的秘书、清华大学网络技术研究所所长崔勇回忆起来，只说了简短一句话：“那一年过得像打仗。”

　　一年后，国家正式批复网络空间安全增设为一级学科，全国近三十所高校增列学位授权点。

　　2021年，68岁的吴建平再次受命，出任中关村实验室主任。五年来，吴建平带领实验室科研团队，锚定国家网络信息领域的重大目标使命，牵头组织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进展已取得重要突破并推广应用。

　　曾有人问过吴建平，年届古稀，功勋满身，为什么还在干？他回答说：“当国家发展需求和技术进步需求撞在一起，会产生巨大的力量。能够和共和国同频共振，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51年前，吴建平在入党志愿书里，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话：“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吴建平走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亲身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斗争。这条路上，始终有一束光在照亮着更远的路。

　　心中有光的人，终将自己活成了光。这光，正照亮中国互联网自主可控的前路。　　

　　执笔人：张经纬、房雯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