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双一流”建设十年是全球高等教育格局重塑的十年。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逐渐形成了国家主导与学术自主相结合、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色相统一、多元使命相协同的“中国模式”。随着“双一流”建设持续推进，全球高等教育呈现多极化格局，全球学术版图深度重构，中国挺进全球创新中心，全球知识体系迈向多元共生新生态。“双一流”建设重塑全球高等教育格局的路径主要表现为：“国家战略驱动”与“高校分类发展”相呼应的协同治理、“非对称赶超”与“生态化培育”相结合的战略布局，以及“深度融入”与“主动塑造”相平衡的全球参与策略。面向未来，“双一流”建设需强化“使命自觉”，超前布局前沿交叉领域，尊重大学发展规律，并通过深化“制度型开放”等综合改革，以更具建设性和引领性的姿态融入并塑造全球高等教育共同体，为构建全球高等教育新格局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 “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综合改革；分类发展

　　“双一流”建设十年，是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性重塑、国际地位历史性跃升的十年，也是中国深度参与并重塑全球高等教育格局的十年。“双一流”建设并非对既有范式的简单模仿或被动融入，而是立足我国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与发展阶段，探索一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以高强度资源投入为支撑、以中国特色为标识的跨越式发展道路。它通过国家战略驱动的资源集聚与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与角色，实现了从“跟跑”向“并跑”乃至部分领域的“领跑”转变。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双一流”建设所探索的路径，超越了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逐渐形成了国家主导与学术自主相结合、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色相统一、多元使命相协同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参照。同时，中国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推动评价体系多元化、引领新一代大学转型等方面的实践，为全球高等教育贡献了更具包容性与公平性的新理念与新方案。十年深耕，“双一流”建设的意义早已超越国界——它标志着一种可与“洪堡模式”“美国模式”进行对话的“中国模式”强势登场。

　　那么，“双一流”建设十年，世界高等教育格局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格局重塑是通过何种路径实现的？面向未来，“双一流”建设应如何调整战略，以更具建设性和引领性的姿态融入并塑造全球高等教育共同体？本文将沿着“格局变迁的特征事实—格局重塑的驱动路径—中国实践的经验反思—未来融合的战略方向”这一逻辑链条展开研究，实现对这一进程的学理剖析。

　　“双一流”建设十年：全球高等教育格局的新特征

　　“双一流”建设十年，对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产生了可见的、结构性的影响，深刻重塑了全球高等教育的版图。

　　1.从“双中心”到“三足鼎立”，全球高等教育呈现多极化格局

　　长期以来，全球高等教育呈现以北美和西欧为“双中心”的稳定结构，中国“双一流”建设通过集中资源在部分大学和学科上打造“战略支点”，成功地将其推入了全球学术竞争的“核心圈”，推动全球高等教育多极化从趋势走向现实。

　　第一，国际排名百强中中国高校从“个别突围”到“群体性崛起”。十年前，能够稳定跻身四大世界大学排名前百的中国大陆高校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少数几所，且位次多处于后段。如今，这一群体已显著扩容，多所高校在不同榜单中稳居百强，甚至向50强迈进，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更在部分榜单中进入前20甚至前15位。从“清北独舞”到“双子星引领、多校并进”，四大世界大学排名百强中，中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已从“个别突围”发展为“群体性崛起”。这种集群效应，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版图中的“新高地”，彻底改变了顶级学术圈的地理分布图谱。

　　第二，从洪堡理想到国家使命，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多元化。“双一流”建设鲜明地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学科方向凝练、平台布局和人才评价的核心导向，形成了“国家需求—学科发展”的深度耦合机制。这是一种与洪堡“为科学而科学”和美国“市场需求驱动”均有所区别的“使命导向型”研究模式，引发了关于大学核心使命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国际新思考。它使得中国大学的发展与大国竞争的时代命题紧密捆绑，深度融入国家与区域创新链条。“双一流”建设高校不仅是人才和智力的供给者，更是大型科研基础设施的运营者、颠覆性技术孵化的载体，以及产业集群升级的核心智库。这为全球高等教育平衡知识探索的自主性与服务社会的责任感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后发型国家提供了一条区别于传统西方路径的“中国方案”，显著促进了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理念与实践的多元化[1]。

　　2.全球学术版图深度重构，中国挺进全球创新中心

　　当前，全球学术版图正在经历一场由“单极引领”向“多极竞合”的结构性重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知识生产力量系统性崛起，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以北美和西欧为绝对中心的格局。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全球创新网络的边缘参与者转变为核心创新策源地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进程深刻定义了当前全球学术发展的新范式。

　　第一，中国科研从跟跑到引领，在前沿领域贡献关键力量。“双一流”建设通过持续稳定的高强度投入和精准的资源聚焦，迅速提升了中国高校的原始创新能力。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中国高校科研产出的规模与学术影响力实现同步领先。2024年，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上，中国发表的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达15.49万篇，占世界总量的39.2%，其被引用次数超过101万次，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均位列全球第一[2]。同时，“双一流”建设高校在诸多前沿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全球科研“重心”实现地理上的扩散，一个以中国若干大学和学科集群为枢纽的“新增长极”已经形成。

　　第二，全球创新资源与高端人才“地理东移”趋势日益显著。长期以来，全球创新高地高度集中于美国波士顿—旧金山走廊、英国牛津—剑桥地带、西欧莱茵河谷等传统中心。近年来，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为代表的亚洲创新极迅速崛起，形成了与上述中心并驾齐驱乃至局部超越的新格局。其次，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吸引力剧增。根据最新发布的《全球留学质量指数》，中国在全球高质量留学国家推荐名单中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领先于英国、德国等传统教育强国[3]。这标志着中国已从“人才输出地”转变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人才集聚地”，国际学术流动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双一流”建设实施以来，从散裂中子源、超重力离心机，到“海铃计划”的深海中微子望远镜，中国的大科学装置不仅服务于国内学者，其开放共享机制也吸引了全球顶尖团队前来合作，使中国成为世界重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同时，中国本土培养的博士和青年学者在国际学术市场上的竞争力显著增强，他们出国深造后选择回国发展的比例也大幅提高。中国从高级人才的流出地转变为重要的人才环流枢纽，为全球学者特别是华人科学家，提供了除传统欧美中心之外的又一高端职业发展平台，促进了全球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动态平衡。

　　3.从“单一范式”到“多元互鉴”，全球知识体系迈向多元共生新生态

　　在“双一流”建设推动下，中国高校不仅参与全球前沿对话，更积极尝试在高等教育评价、科研伦理、学位互认等全球治理议题上提出“中国方案”。

　　第一，全球学术评价体系从“一元标准”演变为“多元标准”。长期以来，以英美为主导的国际排名体系和引文数据库在全球高等教育评价中扮演着“通用货币”的角色。我国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着力破除“五唯”，强调“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内涵式发展，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从“对标国际”转向“自主定义”发展范式[4]。在“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中，明确强调多元综合评价，不仅看国际排名、论文数量，更看重对国家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对文化传承创新的贡献、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以及毕业生培养质量等。破除“五唯”的实践，为全球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开辟了思想空间。

　　第二，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重塑全球话语体系。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双一流”建设高校重视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提炼出具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具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意味着，中国不再仅仅作为西方理论的“检验场”或“数据来源地”，而是致力于成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原创“策源地”，为全球知识宝库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改变全球知识体系的构成与话语结构。同时，“双一流”建设高校积极探索并推广基于中国实践的学术概念与理论范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并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和全球教育治理[5]。

　　“双一流”建设重塑全球高等教育格局的中国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6]这一重要论断为“双一流”建设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主体性的基调——追求的不是成为“第二个谁”，而是要成为卓越的“第一个自己”。因此，“双一流”建设自诞生之初就蕴含着深刻的范式创新基因，它并非对既有世界一流大学模式的简单复制或模仿，而是在深刻反思全球化问题的基础上，以“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为根本遵循，寻求一条将国家发展需求、知识创新规律与人类共同价值相结合的新路。

　　1.“国家战略驱动”与“高校分类发展”相呼应的协同治理

　　“双一流”建设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其强烈的国家战略导向。国家层面进行宏观战略布局，将“双一流”建设置于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高度进行统筹规划，并提供坚实保障。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使得资源能够快速、精准地聚焦于国家最急需的战略方向和最有潜力的学术单元，在短期内实现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这种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重点突破路径，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通过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服务国家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分类推进、特色发展是“双一流”建设的核心战略导向。2022年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引导高校切实把发展重心放在有关学科上，这使得一些高校的特色学科获得了顶尖资源支持，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从而实现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繁荣与多样生态。这种“分类发展”的思路，为全球高等教育体系的多元化、生态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同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日益凸显的今天，“双一流”建设的分类发展实践直面了如何平衡大学全球声誉与本土服务功能的难题，通过构建一个功能互补、层次清晰、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高等教育生态体系，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对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支撑适配能力。

　　2.“非对称赶超”与“生态化培育”相结合的战略布局

　　在整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双一流”建设没有采取“撒胡椒面”或全面对标的发展策略，而是进行差异化的生态位构建。

　　一是以“非对称赶超”加快引领性突破。近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坚定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基于国家发展的紧迫需求与全球竞争的现实格局，通过超前布局、重点投入，在少数已具备良好基础或直接关乎国家安全与发展命脉的关键战略性领域，实施高度聚焦、高强度、超常规的资源集聚与政策倾斜。这不仅系统性地锻造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杀手锏”技术，形成了局部领先优势，也有效破解了多项“卡脖子”技术瓶颈，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7]，奠定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基础。

　　二是以“生态化培育”打造学科发展新高地。政府与高校主动布局，大规模增设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育种、新能源等战略急需领域专业。这种高度敏捷、与国家产业政策紧密联动的学科调整机制，使得大学能够更快速、更灵活地响应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促使全球学术界重新审视学科设置的“内在演进”原则与“外部需求”驱动之间的关系。同时，“双一流”建设高校积极构建跨学科实体平台，打破传统院系边界，整合跨领域资源，组建以问题为导向的重大创新团队，加强有组织科研，有效攻克单一学科无法应对的难题。这也使得中国大学以高度协同和聚焦的方式，在量子信息、深海深空、生命健康等战略必争领域形成集群优势，为全球应对重大挑战提供了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推动了全球知识生产模式从“学科驱动”向“问题驱动”的演进。

　　3.“深度融入”与“主动塑造”相平衡的全球参与策略

　　面对逆全球化趋势、地缘政治博弈等挑战，“双一流”建设高校探索出超越传统竞争模式的全球发展战略。

　　一是“人—制度—技术”三维全球化的深度融入路径。在“双一流”建设驱动下，中国高等教育形成了以责任驱动为内核的“人—制度—技术”三维全球化路径。其中，“人的全球化”主要以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目标，强调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与技能培养，着力塑造师生面对全球性挑战时应具备的伦理自觉、文化理解与合作能力。这一维度不仅关注人才的跨境流动，统筹国内外人才资源，做好“引育留用”大文章[8]，也让师生既能扎根中国大地，又能以平等、尊重的姿态参与全球对话与协作。“制度全球化”致力于推动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创新性开放，要求高校不仅适应既有国际规则，更要主动参与乃至共同塑造全球学术治理的新规范，参与全球规则制定[9]。“技术全球化”强调以技术赋能全球知识生产与传播，通过数字化工具促进教育资源的普惠共享，使更多地区和群体能够平等参与全球学术对话，从而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学术生态系统。

　　二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主动建构路径。作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关键结合点，高校能够有效集聚和配置科技创新的诸多要素，实现“出成果”“出人才”的倍增效应，这是高校有别于国家其他创新主体的重要特征和独有优势[10]。“双一流”建设鲜明地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进行一体化设计和推进，使大学作为“战略支点”的功能空前强化。首先，科研直接锚定国家创新链最急需的环节。无论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还是深地深海探测，科研布局紧密对接科技自立自强的“最急清单”，大学成为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国家队。其次，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深度耦合。“卓越工程师学院”“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等新型机构的设立，旨在直接培养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和行业急需的交叉复合型人才，打通从校园到产业“最后一公里”。最后，人才计划与科研项目形成正向反馈。国家级人才计划精准支持科研领军人物，而重大科研项目又成为培育和吸引顶尖人才的平台。这种高强度、一体化的“教育—科技—人才”循环，极大地提升了大学作为国家核心战略科技力量的地位，也使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与国家综合实力竞争深度融合。

　　反思与前瞻：“双一流”战略下中国高等教育的世界角色

　　“双一流”建设承载着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国家意志[11]。历经十年的系统推进与实践，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与全球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超越了作为西方教育理念与模式“学习者”和“追随者”的阶段，成为积极塑造全球学术多极化生态、参与制定国际学术议程的关键力量。

　　面向未来，“双一流”建设即将迈入新阶段。在这一关键节点上，一系列关乎长远与根本的战略议题亟待深入审视：在全球教育治理层面，中国高校应如何超越传统的合作交流模式，更实质性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为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公平、互鉴的国际教育新秩序提供“中国主张”？如何将这一进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度融合，使高等教育成为增进文明对话与人类共同福祉的桥梁？在服务国家战略层面，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应如何进一步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从而在关乎人类认知边界的“深空、深海、深地”等探索中实现引领性突破？如何聚焦关乎国家命脉与产业安全的“卡脖子”技术与“杀手锏”技术，将基础研究的原创突破、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创新人才的系统培养紧密贯通，真正打造出保障国家长远发展与安全的坚实“压舱石”？对这些重大命题的持续反思与创新性回答，将直接决定中国高等教育在未来全球格局中的最终高度与影响力。

　　1.转变思想：强化“使命自觉”，重塑全球学术话语权

　　“双一流”建设高校不仅是中国的大学，也是全人类的大学[12]，必须从关怀人类命运和世界未来的高度出发，确立自己的使命愿景与发展目标。因此，“双一流”建设高校应摆脱“追赶思维”和“指标依赖”，积极响应教育强国建设的使命感召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确立“主体性建构”与“范式性贡献”的新思想基础。

　　一是重塑“世界一流”内涵，构建中国特色评价哲学。杰出的社会贡献是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应有之义，在强调公共利益和大学使命与责任的今天，社会服务与贡献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判断标准中占有更加突出的重要地位[13]。因此，新的“世界一流”标准，应深度融合服务国家战略的贡献度、推动人类知识边疆拓展的原创度、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文化辐射度、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成效度。为此，应牵头联合“全球南方”国家及有共识的发达国家学术机构，共同研发“全球大学多维贡献评价体系”，将解决全球性挑战、促进知识公平、推动文化多样性等价值纳入核心指标，争夺国际学术评价的话语权。

　　二是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担当文明互鉴新使命。“双一流”建设高校应明确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自身使命。这意味着，国际合作不再仅仅是大学提升自身排名的工具，更是为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智慧与方案的平台。“双一流”建设高校应主动组建或牵头成立国际学术联盟，围绕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清洁能源、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议题开展联合研究，为解决全人类的“卡脖子”问题、创建可持续的全球社会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14]。此外，“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实现从“文化自觉”到“文明互鉴桥梁”的定位升级。“双一流”建设高校应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学术引擎，致力于搭建文明互鉴的高端平台，将中国在数字人文、生态哲学、乡村治理等领域形成的实践智慧，提炼为可传播、可讨论的全球性学术议题。

　　2.超前布局：聚焦未来前沿领域，打造高等教育的战略支点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双一流”建设高校必须以前瞻性的眼光，对学科与科研进行颠覆性布局，抢占未来制高点。

　　一是实施“未来学科培育计划”，布局前沿与交叉领域。近年来，全球知识生产正从依靠学科导向的“常规科学”，转向依靠以重大复杂问题为中心的“后常规科学”。教育部、科技部可牵头组织战略科学家进行前瞻研判，每年发布《前沿与交叉学科发展指引》，并设立“未来学科培育基金”，以特别通道、非竞争性持续支持的方式，在“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先行先试布局如智能科学与聚变工程、生命设计合成与再生医学、深空深海探测科学与技术、量子信息与未来计算等可能引发范式革命的交叉领域。未来科技的突破点往往在学科的交叉融合处，“双一流”建设高校应敏锐洞察“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融合趋势，制度性地预留一部分学科目录外的发展空间。例如，设立“未来学科孵化计划”，鼓励学者自主提出全新的研究领域构想，通过校内“学术特区”机制进行小范围试点，成功后再纳入正式学科体系。

　　二是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核心承载区”。一方面，实施“全球顶尖人才枢纽计划”，升级现行人才政策，从“引进单个人才”转向“构建人才生态”。选择若干所基础好的大学，试点建设“国际人才特区”。启动“中国学术领袖培养计划”，系统性选拔和支持最具潜力的青年学者。另一方面，围绕国家实验室、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布局，重新规划“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组织形态。推动顶尖高校以“学科群”“学科集群”或“研究院”建制[15]，深度嵌入区域发展，通过资源集聚和协同效应最大化[16]，使高校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最具活力与创造力的基础单元和人才源泉。同时，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学、脑科学等为交汇点，设立实体性交叉研究中心，赋予其在招生、聘用、考核、资源分配上的高度自主权，孕育出类似斯坦福大学与硅谷共生关系的创新生态。

　　3.把握规律：尊重大学发展规律，构建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

　　大学是学术共同体，其发展内在规律要求尊重学术，激发内生动力。重塑全球高等教育，必须形成并向世界贡献高效且充满活力的大学治理中国方案。

　　一是建立“战略需求”与“学术兴趣”的耦合机制。大学不仅是自由探索的象牙塔，更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支柱[17]，未来需强化“使命导向”的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攻关。这意味着要系统性地围绕“碳中和”、人工智能治理、深空深海探索、公共卫生安全等大科学主题，组建长期稳定的跨校、跨学科“国家级战略科研联合体”。必须深刻认识到，许多颠覆性创新往往源于研究者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因此，在强化有组织科研的同时，应为基于个人兴趣的自由探索保留并开辟充足的“学术空间”与“种子资源”[18]。这包括设立非竞争性的、稳定支持的基础研究基金；建立以学术价值为核心的长周期评价机制，以真正容忍失败、鼓励冒险。唯有使战略需求的“引力”与学术兴趣的“活力”形成良性共振与动态平衡，“双一流”建设高校才能源源不断地产生既能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又能开拓人类认知边界的原创成果，从而为塑造更加健康、更具创新活力的全球高等教育与科研格局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是重塑“大学共同体”的文化内核。世界一流大学的终极竞争力，不仅体现在可量化的论文与专利上，更深植于其独特、深厚且富有感召力的制度文化与精神传统之中。重塑“大学共同体”的文化内核，是“双一流”建设迈向深层内涵发展的关键议题[19]。未来，“双一流”建设高校应把握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的融合规律，从注重硬件建设转向精心培育以学术卓越、学术诚信、开放包容、社会责任为核心的软环境，积极构建以“学术卓越”为追求、以“学术诚信”为底线、以“开放包容”为氛围、以“社会责任”为价值归宿的文化共同体。唯有构建起这样一种尊重学术规律、鼓励跨界协作，并深深植根于服务国家与人类福祉的文化土壤，中国的一流大学才能超越“指标卓越”，实现“文化卓越”与“范式引领”，真正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与精神灯塔。

　　4.深化综合改革：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双一流”建设不是单一领域的改革，而是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性制度创新。要成为全球格局的重塑者，必须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和更主动的贡献，融入并引领全球学术共同体。

　　一是实施“全球顶尖合作伙伴计划”，构建“深度嵌合式”国际合作新生态。推动每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与1—2所世界顶尖大学建立“深度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从“松散合作”到“机构性嵌合”的转型升级。这种深度伙伴关系强调实质性共建与长效协同，双方共同设立联合实验室或交叉学科研究院，围绕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合作开设双学位或联合学位项目，实现课程体系、培养标准、师资配置的深度融合；共享大型科研设施与数据平台，推动资源高效配置与成果共创。更重要的是，推动合作模式从“项目合作”升级为治理共担、成果共享的实体化机构建设。鼓励中外高校共建共管“联合学院”或“国际研究院”，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中方与外方的平等参与，在运行机制上共担风险、共享知识产权与创新成果。这类实体机构不仅会成为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跨境枢纽，更将成为中外文化互鉴、制度互通的“嵌入式平台”。

　　二是推进“制度型开放”，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在全球格局深刻演变、人员流动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要向更高层次、更重内涵的战略方向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从要素流动型的开放，升级为“制度型开放”，即主动将国内成熟的实践成果与治理理念，转化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制度、标准与规则，从而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重塑与优化。推进“制度型开放”，首要任务是推动中国优势领域的教育标准与专业认证体系的国际化。在工程教育、数字教育、中医药等已具备显著竞争力的领域，应系统推动国内质量标准的优化与外译，积极与《华盛顿协议》《都柏林协议》等国际认证体系实现对接乃至互认。这不仅能实质性提升我国学历学位的全球通行力，更能将中国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沉淀为国际公认的规范性框架。通过将中国的成功实践与理念转化为国际学界认可的制度与规则，从根本上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全球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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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2025年教育部社科司教育强国建设战略支点研究委托专项课题“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研究”（24JYQG005）的研究成果]

　　【作者：王战军，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

　　（原载2026年第9期《中国高等教育》）

　　作者：王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