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母爱”错了？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语文特级教师王兰，是斯霞生前的同行和好友。虽然时隔多年，已经84岁高龄的王兰对敢峰的批判文章仍然印象深刻。“可能是因为标题和行文太具有战斗性吧。”

　　1964年夏。一天，上课之余，王兰随手翻阅办公室订的新一期《江苏教育》杂志，看到转载的《人民教育》批判文章，她突然发现：“母爱教育”犯错误了！

　　“当时，大家都觉得来自北京的动向就是中央的意思，人民群众当然要和中央保持一致。既然《人民教育》认为‘母爱教育’是资产阶级的，错了，要批，那么‘母爱教育’就是错的，该批。记者提炼了‘童心’、‘母爱’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说明记者错了。这个错和斯霞有关系，斯霞肯定也有问题。”逻辑是清晰的，结论是确定的。可翻来覆去，不管怎么想，王兰始终在心里替斯霞抱屈：“我觉得她的工作没有错，爱学生更没错。那她究竟错在什么地方，真是不明白。”

　　上世纪80年代，《江苏教育》编辑储继芳曾应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邀请为斯霞写过传记《斯霞之路》。在写作过程中，她曾经和斯霞探讨过在“母爱教育”遭受批判时的所思所想。据她的回忆和记录，此时的斯霞也和其他教师一样陷入了迷茫之中。

　　其实，早在1964年春，批判就由纸面转到了实际工作中。江苏省委宣传部接到中宣部电话，要听取关于《斯霞和孩子》、《育苗人》问题的汇报。

　　江苏省教育厅党组委托一位副厅长找斯霞谈话，了解报道的写作情况。领导一再强调，是报道犯了错，斯霞还是个好老师。

　　“文章写的是我，题目上也有‘斯霞’的名字，文章虽然不是我写的，可文章中的事实是我讲的。她们（指记者）写成后也给我看过。文章错了，就是我错了。”斯霞把责任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既为连累了记者深感不安，又实在不理解，想不通。

　　省教育厅的谈话还仅仅是个开始。紧接着，省里的调查组来了，带着那两篇通讯，找斯霞逐字逐句核对，一定要找出哪几句话是斯霞自己讲的，哪几句是记者自作主张添加的。

　　说不是批判斯霞，可一个专门“帮助”斯霞的小组也来了。帮助小组让斯霞写检讨，斯霞只好勉强为之。可是，为什么教师对学生就不能像母亲爱孩子呢？她说不清楚，也写不明白。检查写了好几稿，“上面”都说不深刻，通不过。

　　省教育厅党组后来研究的结论是：发表《育苗人》的《江苏教育》编辑部得有明确的态度认错；《新华日报》也曾发表过《斯霞和孩子》，也要“清除影响”。按有关领导指示，1964年10月，《江苏教育》和《新华日报》联合刊登了检讨文章。

　　此后，为了进一步“清除影响”，南京市还组织了大大小小许多场批判会。已故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当时的南京师范学院心理学教师林凤藻参加过一次批判会。后来，她把这次经历写进了文章《斯霞的爱》里。文中，林凤藻说起自己对批判“母爱教育”“很难表示意见”。当被人点名发言后，她就提出疑问：“我对批判‘母爱’思想上弄不清。譬如‘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样的话怎么理解呢？”说完了，与会的人也没有回应，就这么散会了。 

　　非要把爱分个对错

　　时光荏苒，当年年轻气盛、慷慨陈词的敢峰，如今也已经是八旬老者了。

　　忆起“母爱教育”批判，他对斯霞深感歉疚。同时，他也坦诚地说：“我没有看过《斯霞和孩子》与《育苗人》。我写批判文章并不是针对任何人，我只是谈观点、谈看法。当年，我真的认为‘母爱教育’错了。”

　　1963年初秋，时任北京景山学校校长的敢峰和他在中宣部时的老上级——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一起来到《人民教育》编辑部参加批判“母爱教育”的座谈会。

　　那时，批判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编辑李恩说手头稿件很多，但缺乏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敢峰不了解情况，一听是关于“爱的教育”，政治敏感性一下子上来了，这不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又跳出来了吗？在学校里绝不能用资产阶级人性论掩盖教育的阶级性，教育就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违背了这个原则，就应当批判！

　　回到家里，敢峰熬了一个通宵，写出了那篇令很多人印象深刻的《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

　　顾明远的一次亲身经历也许能让今天的人更能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

　　1958年秋的一天，顾明远早上看到会议室里睡着一个女学生。可一连几天，这个学生都不回家。顾明远感到很奇怪，就上前询问，女生说自己不愿意回家。

　　经过调查了解，顾明远发现，这个学生是一位领导同志的孩子，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后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解放后才被父母接回家。由于和父母感情上有距离，再加上母亲对孩子要求过严，而且姥姥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她觉得缺乏家庭温暖，拒绝回家。

　　“我曾经多次和这个学生的母亲联系，劝她多给孩子一些温暖，彼此之间的感情增进了以后才好对孩子提要求。一直以来，我都坚信‘有爱才有教育’。可是，她的父母却觉得学校对孩子的要求不严格，导致孩子的思想不稳定，学习成绩欠佳。”顾明远和学生的家长在教育思想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后来，学生家长甚至认为学校、老师的态度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泛爱教育的表现。

　　1963年，“母爱教育”批判开始。顾明远辗转听到消息，中宣部的一位领导说：“‘母爱教育’在全国影响很坏，一定要批判。我的孩子在学校里就接受了这种教育！”这位领导就是那个女生的父亲。

　　在这种社会的大氛围下，尽管批判在1964年结束了，但从此却在斯霞的心里留下了无尽的疑惑和思索：“到底教师要不要爱学生？要不要在生活上关心照顾学生？我到底该怎样做？特别是遇到两篇被批判的通讯里叙述的类似情况，我该怎么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