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对学生的思维训练

　　金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没有打扮出理智的款式”。

　　金先生认为，做学问，特别是搞哲学，一定要有清晰的思维，每个概念，每个命题都应该是明确的，不含糊的，“严格的推理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哲学家的信念必须从理性得出，他的每一个观点能否站得住，“必定由他们推理的可靠性来决定”，“必须以论证服人。”推理和论证都是逻辑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一些哲学家之所以受到批评，“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发展这些思想的方式，许多哲学体系都是由于触到逻辑这块礁石而毁灭的。”

　　学习知识，做学问，也必须有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金先生说，“为了求得可信的知识，怀疑是必要的，是具有引导作用的。”哲学应该包括“彻底的怀疑和经过训练的怀疑态度。”

　　做学问，总要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于前人的成果我们要尊重，但是不能迷信，不能盲从。正确的做法，是要认真地想一想，前人为什么会提出某种观点，是怎样得出的某种结论？它的根据是否真实，是否充分？这就是怀疑。科学无禁区，怀疑也是无禁区的，这就要求有彻底的怀疑态度。

　　金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没有打扮出理智的款式”。然而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怀疑精神都是可以通过培养、训练得到提高的。因此，我们的教育要对学习者进行“严格的思维训练。”

　　当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成立后就十分重视逻辑教学。新生一入学就开逻辑课，不仅学习普通逻辑，还要学习当时在西方刚刚发展起来的数理逻辑。金先生经常亲自给本科生讲逻辑。据金先生的学生乔冠华晚年回忆，有一次，金先生给他们上逻辑课，先让学生翻开书看第一页，然后他问：“你们认为有什么问题没有？”五十几个同学没有人回答。金先生又追问：“大家是不是认为这一页讲的话都是对的呢？”同学们还是不讲话。于是金先生解释说，这一页开头说了很多话，就是告诉我们“人类的知识是从感性来的”，这是“很明显的”。你们说是“很明显”吗？大家想一想，人类的知识是不是都从感性而来，比如2+2=4是从感性来的吗？金先生停了一会儿说，希望同学们注意，以后看书的时候，特别是当作者说那是很明显的什么什么等等，你要动脑筋想一想是不是那么回事，问题往往就错在这里。乔冠华说，金先生的这些话对他震动很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金先生教会了他怎样去思考，让他对任何事情都要好好想一想，不要轻易相信书本上的话，也不要轻易听信别人的话。金先生的另一弟子冯契说，1941年他成为金先生的研究生，金先生教他读休谟的“Treatise”。冯契捧着书朗读，金先生半闭着眼睛听。读着读着，金先生说“打住”，便发问，让冯契回答。“往往是这样一个问题，那样一个诘难，使我仿佛突然落到荆棘丛中，不知如何才能摆脱困境。于是，他就给我详详细细地分析和批判休谟的思想。从这方面解析，从那方面探讨，又从第三方面考虑，等等，不一定得出结论，但把内容引向深入。”冯契说，在清华研究所的那段时间里，“金先生给我的严格的思维训练……那真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

　　金先生不仅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思维训练，他还鼓励学生参加各种自由的、随意的却是严肃的讨论。清华哲学系经常在师生之间举办各种讨论会，每两周一次，师生各抒己见，互相诘难，这对发挥大家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训练思维，很有帮助。金先生写书也贯彻着对读者的思维训练的理念。比如，他的《逻辑》一书，是当时的大学教材。该书第一大部分，作者用现代逻辑眼光重点介绍传统逻辑的推理论，并对传统逻辑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批评；第二大部分，介绍一个节略的逻辑系统，并讨论逻辑与逻辑系统的种种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写？金先生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初学者得到批评的训练”，使他们对“任何逻辑及任何思想均能运用其批评的能力。”同时也借此“使有志研究逻辑的人们一种继续往下研究的刺激”。台湾学者殷海光晚年在自传中谈了读金先生的《逻辑》一书的感受，说他就是用这一本结构严谨，分析细密，见解精辟的书，打下了一个基础，使他后来能够更进一步迈向逻辑的原野。

　　今天，我们党和政府特别强调要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人的各项素质中最为重要的是思维素质，特别是逻辑思维素质。2009年教师节，温家宝总理在北京35中学讲话时说，他上学时最大的收获是逻辑思维训练，至今受益不浅。2010年6月，他在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送交的“素质教育与逻辑思维”论坛纪要上作批示，他赞同逻辑思维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予以重视。这说明，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特别是逻辑思维训练是多么重要。金先生不仅早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就提出要重视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而且他提出要进行“严格的”思维训练，这是他对我国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