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人文科学和理工科学并重

　　让学生具有“温和而庄重的仪表、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发自内心的愉悦。”

　　金先生认为，要造就学生完美的人格，使学生成为“真正的人”，就必须实施“全面的通才教育”。让学生在吸取各门专业的、实用的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念和信仰的教育，让学生对各种价值观念有正确的分辨能力，让学生有高尚的理想，“能毫无愧色地宣称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信仰”；让学生具有“温和而庄重的仪表、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发自内心的愉悦。”这些都是做人所应当具备的，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对于一所学校来说，要处理好人文科学与理工科学的关系，不能偏废；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二者同样不能偏废。理工科的学生要学习一些人文科学知识；同样，文科学生也要学习一些理工科的知识。

　　当年清华哲学系，就请物理系周培源教授讲物理学的新成果，请现代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教授讲量子力学的哲学意义，请世界知名的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教授讲微观物理学的新成就。金先生自己也经常选印一些外国杂志上新发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让哲学系的学生读。清华的哲学研究生也会选择有关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作毕业论文。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哲学系第一批新生到校，金先生就告诫大家，哲学系的学生可以选理科的系做副系，学习一些理科的课程；也可以转入理科的系而把哲学系做副系，鼓励学生文理兼修。金先生直到晚年，他还提倡研究逻辑得要学习数学和技术科学。

　　金先生批评中国的老式教育。教书先生整天让学生背诵四书五经，而学生对书的内容却不甚理解。这种教育制度对学生的成长不利，它不可能造就出具有独立人格和高度文明的人，不可能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不可能使落后的中国变得“摩登”。因此，中国老式的“经典教育”制度应该废除，而代之以新的教育制度。

　　金先生也对美国的现代教育制度予以批评。由于美国把教育当做一种“营业”，在大学阶段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成立许多专科大学，或者在大学里划分各种系科，各个学科分得很细，而且界限分明。教师们分门别类地讲授各种具体的、有实用价值的知识以满足求学者日后到社会上能找到一份工作。金先生称这种教育是“供给在社会上能收到事功的教育”，其结果是要学生做医生，而不鼓励他们做医学家；要学生做律师，而不鼓励他们做法学家；要学生做工程师，而不鼓励他们做科学家……这就使得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学非常之多，而大学问家非常之少。大律师极多，法学家极少；工程师极多，科学家极少；医生极多，医学家极少；哲学教授极多，哲学家极少；文学教授极多，文学家极少。金先生说，“这话虽然有点武断，而从普遍方面看来，也可以代表实情。”

　　金先生也对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提出了批评。他说，抗战时期，为了加强国防力量，国家要加速工业化和机械化进程，适当加强工程学、经济学等应用学科的教学，多培养一些工程师、经济师等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教育的目的，不研究教育发展的规律，不适当地强调工程学和经济学教学，忽略基础科学教育，忽略对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则是不可取的。

　　可以看出，金先生是对国内和国外教育体制的弊端有了充分认识之后，提出文理兼修、实施“全面的通才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