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教师一家：攒够钱回长沙

　　卢建东一家住在王晓军的楼上。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是这座小楼的生活核心。每天下班后，小楼里的单身人士们都喜欢到顶楼的卢家坐坐。

　　三口之家的房间是个小套间，夏天十分闷热，房东照顾他给了每个月650元的价格。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价钱。

　　卢建东和妻子田树蓉都在小学任教，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6000元。但生活水准要比单身汉们高一点——至少有条件自己买菜做饭。

　　不过，家庭的生活成本也与日俱增。孩子要上幼儿园了，每个月600多元的费用。

　　田树蓉常常会想起自家在湖南益阳的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对自己将来要回湖南老家这一点，田树蓉颇为明确。“攒够了钱，我们就会在长沙买房子。生活，还是在长沙更舒服。”

　　卢建东是70后，毕业后，他和妻子先后在长沙、东莞、广州等地任教，一直没有安定下来。“我们想趁着年轻多走些地方，为将来的生活早作准备。”

　　卢建东居住着的这座小楼是附近有名的“教师楼”。整条巷子里，大部分房子都被隔成一个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小房间，租给从各个方向赶来，从事各行各业的低收入的80后大学毕业生。街坊们乐于把房子租给大学生们，因为他们文明、安静，社会关系简单。

　　专家视点

　　这是中国必须经历的阵痛

　　“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会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说，一个城市对居民生活的解决能力，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一步一步来。

　　“我早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并且观察已久。”郑梓桢认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迹象。“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潮，凸显了这个问题。”

　　“扩招使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大学毕业生本身的社会角色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前程不再如父辈般通畅。和父辈相比，同样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每个个体都觉得自己的前程忽然变窄了，就业的机会少，适合的岗位少，通路少，而工资低了，住房价格却又升高。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发展前途，再也不是为发展而奋斗，而首先要为生存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