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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市长与他的“新教育”试验
2004-12-08    本报记者 戴洁 严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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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教育,在江苏,在南京,在苏州,近来兴起一股“争鸣热”。由《扬子晚报》发端的“高考之痛”、由本报发端的“县中模式”之剖析和讨论,最终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学者、民众的加入。但面对扑面而来的关注、质疑、责难和进言,教育主管方面则一直保持缄默。

  事实上,这场持续的争论背后,是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中,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理念上的博弈,这已经或多或少地触及了教育的根本。

  在这场争论之前,已有相当多的有识之士通过多种尝试,试图破解应试教育的束缚,朱永新、徐传德便是其中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作为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力倡了一项“新教育”试验,被《南风窗》喻为中国的“新希望工程”;而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徐传德,这位作家型的教育官员,背负升学率的强大压力,孜孜以求他的“双本位”理念,使南京的教育事业成为令人瞩目的“试验田”。

  他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两座城市的未来。

  昨天,两位高官打破沉默,双双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首次以权威的姿态对一系列教育热点问题作出正面回应。

  用徐传德局长的话说,“这是为了求得一种共鸣,而决不是再挑起一场争鸣,或者成为一种孤鸣。”

  A篇  博士后市长与他的“新教育”试验

  记:最近关于“县中模式”的讨论非常热烈,您对此有何看法?

  朱:我觉得南京和苏州面临很多相同的问题,比如家教,苏州很多民办学校也有很多家教,我觉得就有很大的问题。最近苏州教育部门正准备对此进行整顿。考试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家教都不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考分不是靠加班加点加出来的,这不符合教育的规律。按理说,我要请家教非常的方便,但我的孩子没有找过一天家教,学习成绩也很好。家教太多,孩子们可以支配的时间就很少,一些根本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比如孩子的人生理想怎样解决?因此,我想无论是苏州还是南京,要把教育办好,关键是要走有自己特色的教育之路。

  记:现在外界有一种说法,这几年南京高考成绩总体排名靠后,都是因为不准学校补课造成的,您对此怎么看?

  朱:完全没有关系。比如苏州中学,它的成绩相当出色,但也可能是整个江苏省学习最轻松的学校。补课是最简单的办法,但不是最好的。现在学生的负担过重,孩子们缺乏一个充分的空间,总体上说孩子的心灵被压抑的话,不可能释放出能量。本来孩子可以有针对性地根据自己学习上的问题支配好自己的时间,但现在都被无情剥夺了。

  记:在推行新教育的学校中,师生们是如何看待新教育?您有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

  朱:目前全国开展这项实验的学校有217所,涉及21个省市。一开始也有些人对此不太理解,大多都是担心会不会影响学生的成绩,增加学生负担,但学校的事实让大家都尝到了甜头。我举个例子,苏州工业园区胜浦金光(校名)本来是基础最差的学校,但现在是工业园区发展最快的一所学校,许多指标都名列前茅,以前这所学校没有一个教师发表过论文,但现在有40多位教师的论文发表在全国媒体上。

  记:有人说“高考不改,教育难兴”、“应试教育是教育发展肌体上一颗毒瘤”,您认为新教育能达到根治“应试之症”作用吗?

  朱:考试制度的问题无法改变,这是国家行为和政策,我们只有通过民间教育活动不断呼吁高考制度的变革。新教育作为一项教育实验,也希望中国高考变革,如果不变革,那么新教育也很难推广。呼吁高考改革最好能像新课程一样地推进,如果不可能的话,就戴着镣铐跳舞,戴着镣铐同样可以跳出很精彩、悲壮的舞蹈,也可以成为艺术的样式。

  记:听说您反对高中文理分科的做法,您认为这样做有何弊端?

  朱:从文理分科若干年来的实施状况看,文理分科带来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文理分科,大大削弱了文科的水平。由于理科的高难度,很多学生理科学不下去就去学文科,学习文科不是出于兴趣、热爱,而是无奈的选择。这样,学习文科的人本身就成为“二等公民”,选择文科本身就是一个失败者的象征。另一方面,理科难度进一步加大,又产生了更多的学习失败者。目前中国教育发展最大的危险是人文精神的缺失,而“祸端”正是自高二开始的文理分科制度。硫酸泼熊事件、马加爵事件正是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其后果非常严重。

  此外,文理分科还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过早地文理分科,让理科学生不再学习历史、地理,不再阅读文学经典,从而知识面狭窄,缺少人文精神;文科学生则远离物理、化学,不熟悉最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训练不够。这样,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成为一句空话。

  记:在推行新教育的学校中,很多都是农村学校,比如最早开始新教育实验的昆山玉峰小学。有人认为,这是您在推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城市推行的难度是不是大一点?

  朱:应该是这样吧。城市里的校长对教育的激情,可能因为城市生活的诱惑而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农村的教师则因为急于改变目前的现状而乐于新教育。教育事业需要真正做教育的人,可能城市中的学校有想法,但背后的动力不大,进度不大。不过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记:媒体对于新教育的关注程度前所未有,正面的评价相当多,而《南风窗》更是把它比喻成中国的“新希望工程”,对于这些评价您如何看?

  朱:最高的一个评价,我当然很高兴。我觉得新教育的目的就是从精神层面解决教育的匮乏。媒体如此大规模地对一项教育实验进行大规模的报道在中国是没有过的,国内最高刊物人民日报、南风窗、光明日报、新民晚报等全国几十家媒体同时关注,很多报纸不惜版面进行报道,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也不是一个市长可以调动起来的,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去调动。我想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家对目前的教育真的是不满;第二是新教育本身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情。

  记:那么新教育的精髓是什么?它和现行的教育有什么区别?

  朱:基本理念为追寻理想,超越自我,精髓是让老师和孩子们在他们心中播种理想良好的精神状态去追寻心中的梦。让他们有自信心,它的基本特征明显的是注重教师和学生的精神状态、注重行动的理念,非常强调“做起来”,只要行动就有收获。

  欧洲历史上就有新教育运动,一位英国教育家不满于当时教育严重脱离实际,那是一种阴暗的、束缚学生个性的教育方式,于是自办了一所学校,在整个欧洲都非常有影响,成为当时争相参观考察的新学校。随着影响扩大,就产生了欧洲历史上的新教育运动。后又传到美国,对美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二三十年代传到中国后,被陶行知等教育家推广,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教育应该说是一种传承,是过去好的思想、好的理念、好的方法在当代新的实践、新的传承。

  具体来说,在21世纪,新教育是在中国、在苏州发起的一场民间的教育改革尝试。有人说这是种人文实验,是尊重人性,让人类生活更有尊严,不断走向崇高的,为了一切孩子发展的,为了让学生和老师享受教育幸福的教育。而现行教育是围绕考试展开的,是以应试为主要特征的教育,是扼杀学生个性和发展的,而新教育则是不满于目前现行教育现状的,让学生能呼吸到“教育新空气”的教育。

  记:您曾在国外工作和生活过一段时间,这是不是对您教育观有所影响?

  朱:人的所有活动都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肯定会有影响。我在日本工作和学习过。在西方,孩子学习得比较快乐,这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我有个朋友在美国,他告诉我想回国内来创业,但孩子不让,孩子问他除非能把美国的学校带回来。他的孩子前几年是在大陆读的,对中国的教育已经恐惧到极点了。

  记:在推行新教育过程中有没有令您感动和难忘的事?

  朱:这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苏州胜浦金光,一个普通的农村学校,山还是那个山,孩子还是那个孩子,老师还是那个老师。但开展新教育实验短短两年后,发生的变化就让人非常感动。吴江金山坝里50多岁的快退休的来教师,从零开始学打字、学计算机,他对我说“教了一辈子的书,现在才找到教育的感觉,有种青春的冲动和活力”,他后来被评为教育在线论坛上的青春教育偶像。

  记:如果您不是市长推行新教育还会像现在这样顺利吗?目前我们都知道,新教育实验是一项民间运动,今后有没有可能会变成国家教育的指导性意见?

  朱:我想如果我不是市长的话,新教育的推广应该会推行的更好,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发展这个教育事业,现在我平时要从事行政工作,只能周六、周日,利用业余时间去做。另外,现在推广新教育实验的大部分学校都在苏州以外,苏州市市长的身份对他们是没有用的,而现在苏州城区、工业园区开展新教育实验的学校反而不是太多。主要原因是城市学校的校长们缺乏迫切变革的动力,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怕影响升学率。新教育实验开展到现在,2003年开始向教育部申报,2003年底被教育部立项为重点课题。

  记:您既是市长又是全国政协委员,您在苏州主抓教育工作这么多年,那您的理想实现到多大的程度?

  朱:理想是很难完成的,正因为很难实现,才值得我们去追寻。这不是可以用量来衡量的,每天追寻理想、接近理想永远是奋斗目标。这些年苏州学校和学校间的差距在全国来说是最小的,我们一直推进弱校和强校的合并,让更多的优势教育资源面向更多的学生。我们在教育工作中,一直坚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这和一些地区的做法完全不同,在一些地区,教育就是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投资一所学校然后供观摩,但其他学校可能“锅都揭不开”。在苏州进行的这些尝试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同,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他们不能认同,所有的行政力量都将是苍白无力的,也只能是以形式主义对付形式主义。

  新闻链接:朱永新,1958年生,江苏大丰人,现为苏州市副市长、江苏省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台湾《本土心理学研究》顾问。著有《中华教育思想研究》、《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心灵的轨迹———中国本土心理学论稿》、《我的教育理想》等书,主编《当代日本教育丛书》等30余种书,并主持《新世纪教育文库》的编选与出版工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

  “新教育实验”为国家教育部“十五”重点规划课题,于2002年正式启动。该实验有“六大行动”,且实验项目还在“理想的教育”等十个领域中积极探索,其辐射范围越来越广,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217所学校加入该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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