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教育中引入市场机制，应该成为多元办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面。 　　

　　教育公益性的内容和实现形式在新形势下发生了变化。 　　

　　通过教育市场摆脱多元办学问题，绝不能否定国家或政府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只是对政府职能进行限制和转换，建立一种“有限教育行政制度”，充分发挥教育的公共管理职能。 　　

　　一　现实状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不断加快办学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与社会各界参与相结合的多元化的办学格局。然而，在旧有体制下，多元办学体制必然衍生出各种复杂的办学困境，继续困扰着办学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1.过度干预问题 　　

　　出于传统、习惯等考虑，有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至今仍然偏好以直接、具体、微观的手段来行使职权，不适当地干预学校事务，甚至不惜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越权行政。对于处于多元办学体制主导地位的公立学校，过度干预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简政放权的国家权力体制改革中虽也有了增加，但仍然受到计划体制思路的影响。 　　

　　另一方面，限于财力，有些地方政府又未能完全承担起其应履行的职责，从而造成自我卸责与放任。这种自我卸责首先就表现为有些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经费提供上的自我卸责，任由学校“多渠道”筹资办学。 　　

　　2.制度性歧视问题 　　

　　多元办学体制中的制度性歧视首先存在于公立学校与私立/民办学校之间。到目前为止，有些地方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仍有意无意地只将自己视作公立学校的主管部门。在公办与民办或公办与私立学校竞争中，往往只站在公立学校一边，如学校在招生时，首先满足公立学校在生源数量和质量方面的需求，对私立或民办学校则采取限制措施。 　　

　　公立学校之间同样存在制度性歧视问题。对于重点公立学校，特别是某些享有特权的“转制”学校，有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允许他们以优惠条件提前招生，这就使他们在保留名牌学校名气的同时，既能拥有私立/民办学校不划片招生的优势，把周边地方的“尖子”学生先招到学校，又能拥有普通公立学校所不能企及的自主权利。 　　

　　3.地方保护问题 　　

　　由于我国户籍制度及其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地方保护早已有之。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我国加大了地方在教育发展中的权、责、利，且因此而降低了教育责任主体的重心，教育带有了更强烈的地方色彩。 　　

　　这种地方保护首先表现为入学中的地方教育壁垒的出现。今天，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已经成了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尽管允许借读，国家也制定了相关法规对借读费做出了严格限制，但由于缺少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公立学校在“解决”借读问题时又缺乏私立学校的有效竞争，结果，借读费居高不下，实际上演化为“择校”，与面向私立学校的择校行为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公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承认。 　　

　　4.对多元化的强制与限制问题 　　

　　对多元化的强制主要体现在对公立学校强行改制上。迄今为止的公立学校转制多半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的目标、进程和方向往往都取决于教育主管部门的意见，而不是基于市场化的运作或平等参与的公共选择，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政校不分、负盈不负亏、短期行为等问题，造成国有教育资产流失。 　　

　　在多元化的改制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是强制性的教育制度变革思路。由于有些地方主管部门缺少对自我角色的清晰定位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自我转型，凭借少数人的长官意志行事，导致教育制度变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5.“地下产业”问题 　　

　　与办学多元化相伴随，导致了学校教育的“地下产业”，且进行规范化管理很难。事实上，各类学校都存在地下产业的状况。公立学校地下产业的收益在成员之间分配的方式主要是建立帐外资金，并通过集体福利或奖金的形式发放。就私立或民办学校而言，它们将不可分配的收益据为己有，或者是将各种实际支出都列入教育或办学成本，或者通过转移收支的方式启动利润分配过程，或将各项办学开支转换为个人营利，“以校养店”。对于转制学校，它们可以凭借自身的特殊身份在学校收益分配上拥有很大的权限。 　　

　　二　发展思路 　　

　　1.问题源于过度干预 　　

　　上面所罗列的五个问题，是按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由里及表排列的。出于传统、习惯对教育改革事务采取过度干预立场，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制度性歧视与其所依据的传统、习惯和利益息息相关，不能对现有的多元办学体制给予同等程度的认可，只得人为扎起隔离的篱笆来限制它们之间可能出现的自发沟通或竞争。地方保护也是在便于管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与制度性歧视一起构成了多元办学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局面。对多元化的强制与限制，表明现有管制阴影下的多元办学体制并没有真正形成多元共生的局面。地下产业则揭示了管制框架下的多元办学体制必然存在的第二副面孔。 　　

　　因此，我们认为，多元办学体制的现实问题根源在于受过时的传统观念、习惯所限制，未能处理好与学校、市场的关系，结果造成了新的条块分割和教育管制，不同性质和类别的学校之间彼此不沟通，“教育货币”(在此主要指教育权利、国民资格、政策优惠等)不能在它们之间自由兑付，不同系统根本没有衔接和相互学习的可能性，从而扭曲了各类学校的发展模式。在通过正当的途径不能获致足够激励的条件下，市场自发力量不得不以扭曲的方式为学校的发展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