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与考古学密切结合

　　古文字学进步显著，与中国考古学工作的开展是密切相关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田野考古事业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于是古文字文物不断涌现。这些古文字文物许多是前所未见的，迫切需要释读，这就促进了古文字学的发展，也使古文字研究从以传世流散材料为主转变为以有科学记录的考古出土材料为主。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被引入了古文字学。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古文字文物本来就是一种古代文化遗存，与其他种类遗存一样可以适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如层位学、类型学的分析以及分域、分期的整理等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古文字文物时同样有用武之地。

　　以甲骨学为例。自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到1937年抗战爆发，一共进行了15次，其间出土了大量甲骨文。但由于战争，这些宝贵材料直到1948年、1949年才正式发表（仍未完全），随即引起殷墟甲骨分期的热烈讨论，即所谓“文武丁卜辞”的问题。到1973年殷墟小屯南地发掘，找到了有关的地层证据，这个问题才开始有了共识。而1976年殷墟妇好墓的发现，又导致甲骨分期“历组卜辞”的争论以及甲骨分期两系说的产生，在甲骨学上有很大的影响。

　　实际上，由于新的考古发现，今天的甲骨学范围业已扩大。上世纪50年代至今，先后在山西、陕西、北京、河北、河南若干地点发现了西周的甲骨文，尤以陕西岐山、扶风的周原遗址、周公庙遗址所出为多。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出土了早于殷墟的字骨；2003年，在济南大辛庄出土了与殷墟同时的卜辞。因此，甲骨学研究涉及的已经不限于殷墟，而且不止于商代了。

　　考古学的方法影响古文字学在青铜器和金文方面表现更加明显，这是因为青铜器本身乃是出土古器物的重要门类。经过众多学者长时间的努力，中原地区（广义的）青铜器的分期序列可以说大致清楚了，这对金文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不少论著，例如刘启益的《西周纪年》等等，都把青铜器分期同金文分期结合起来，有许多创见。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以王世民等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为基础，参以历法研究，编制了“西周金文历谱”。其他地区的分期研究也正在进行中。这一类工作，有利于更准确地通过金文研究当时的历史。

　　学科新分支建立

　　与甲骨学、青铜器研究不同，简帛学和战国文字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兴起的学科分支。

　　简帛，即古代用以书写的简牍、帛书。1901年，有外国学者在新疆尼雅一带发现了简牍，开启了这方面研究。后来又有过一系列发现，如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获得的居延汉简，内容十分丰富。但当时所得的简牍，时代大都属于汉晋，其文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古文字。只是由于古文字学者兼顾这方面的研究，从而成为这一学科的组成部分。

　　以先秦古文字写成的简帛，其发现较晚。1942年，长沙子弹库一座战国楚墓遭到盗掘，出土一批盛放在竹笥里的帛书，引起学者的关注，可惜后来流散到美国。1951年至1954年，在长沙考古发掘中，于五里牌等地的楚墓中发现了竹简，使现代人首次亲见战国简册的原貌。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简帛的发现连续不断，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如1972年的临沂银雀山汉简，1973年的长沙马王堆帛书，1974年新的居延汉简，1975年的云梦睡虎地秦简，1983年的江陵张家山汉简，1992年的敦煌悬泉置汉简，1993年的荆门郭店楚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楚简，1996年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2002年的龙山里耶秦简等。对这些新发现的简帛，有众多学者进行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简帛的内容有书籍与文书之分，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彼此不同，近年来简帛学又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恐怕不久就会成为两个分支了。

　　战国文字研究成为专门的学科分支，比简帛学更迟一些。与殷商文字主要是甲骨文、西周春秋文字主要是金文不一样，战国文字散见于金文、陶文、玺印、货币、简帛、石刻等项，很难做综合考察。早在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曾将这一时期的文字区分为东土（六国）和西土（秦），特别指出六国文字“上与殷周古文，中与秦文，下与小篆不合”，乃是当时的“通行文字”，但他未能做具体研究。后来，唐兰有编著《六国文字研究》的计划，也没有实现。因为研究的欠缺，1933年寿县李三孤堆楚墓发现的大量金文，以及上面提到过的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都在很长时间不能正确释读。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才有论著将各种战国文字材料集中起来，依《说文》“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之说，划分为三晋、燕、齐、楚、秦五系，给这个学科分支的建立开拓了道路。

　　战国文字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进步非常快。在历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会议上，这个分支的论文越来越多。1989年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2003年有订补本）和2001年汤余惠主编的《战国文字编》的出版，可以作为这个学科分支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