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汤先生还是一名活跃的学术活动家、大型中国文化学术工程的组织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掀起了一轮传统文化热潮。从上世纪末的‘传统文化热’，到如今的‘国学热’，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近百年的沉寂，在顺利回应了西方文化的挑战之后，重新走上了复兴之路。近年来汤先生又组织主持教育部重大学术项目《儒藏》工程。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盛世工程。”汤一介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广保评价说。

　　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这在当时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初建时，得到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当时我刚从美国开会回来，大家希望我来做院长。我的想法是如果建立这样一个学术团体，一定要像蔡元培先生一样，‘兼容并包’。所以我联系的学者是各种各样的，有梁漱溟、冯友兰先生，也有李泽厚、庞朴，还有‘全盘反传统’的，如包遵信等。我觉得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兼容并包，才能够有很自由的讨论环境，也才能够真正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

　　“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汤一介说。

　　2002年10月，汤一介向北大校领导提出编纂《儒藏》的构想，2003年教育部批准立项，北京大学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正式启动了《儒藏》工程，这是教育部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汤一介介绍说，历史上有《佛藏》、《道藏》，就是没有儒藏。中国的《佛藏》从宋朝开始编纂，到现在已累积有20多部佛教文献集成。《道藏》从宋朝开始编，现在留下来的是明朝的《道藏》。当时，《佛藏》、《道藏》的编纂多是靠寺院支持做起来的，儒家不是一个宗教派别，没有寺院支持，应该由国家来做。明朝的学者已经提出编纂《儒藏》，没有实行，当时编了《永乐大典》。清朝的学者也提出来做，也没有做成，当时编了《四库全书》。现在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儒藏》编纂可以做了。

　　“我们编纂《儒藏》的目标是，之后100年内不会有人超过，而且成为世界上通行的儒学研究本子。”据汤一介介绍，《儒藏》工程是一个总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编纂《儒藏》精华编，计划出书330本，收书500余部、约2亿字的儒家经典著作；第二部分是编纂《儒藏》大全本，将收入5000部著作、约10亿字。第二项工作现在没有启动，要等第一部分完成后才进行。目前已经出版了精华编40本，计划到2015年完成。

　　“我算是编纂首席专家，组织了近400人的专家队伍。我们不仅要把中国的儒家文献典籍包含在内，而且要联合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把这些国家用汉文写作的儒家典籍都包含在内。这是带有一定跨国性质的大工程，确实不太容易。”汤一介说，“我接手这项任务时已经76岁了，按道理不应该接这么大的工程。我觉得这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你应该承担的就要承担，就应该负起责任来。”汤一介认真地说，“既然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那么大的作用，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那就不应该没有《儒藏》。”

　　2010年6月29日，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汤一介出任院长。“这也是长期以来我想做的一件事情。从上世纪90年代我就提出来要建立这样一个儒学研究基地。国内高校里，四川大学设有一个道家道教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设有一个佛教研究基地，至今还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儒学的基地。儒学研究院首先是一个研究的平台，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等机构整合在一起，共同做课题、带研究生、开设儒学课程。同时，它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可以加强与国内外儒学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因此我们成立儒学研究院的目标和宗旨是：‘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汤先生以自己半个多世纪学术工作积累的功力和境界，化作深刻而开阔的学术眼光，提出了若干重大的科研课题，不仅为中国儒学搭建了一个研究的平台，更是为我们中国哲学未来10年的发展作出了整体规划，可以说是总设计师。”在2011年农历正月十五，汤一介先生84岁生日聚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这样评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