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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教育不公追问政策调整
200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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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七八月份,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学生家长为了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满意的学校,都要被迫展开“择校大战”,教育的公平、社会的公正,在“择校歪风”前变得苍白无力。

  安徽省铜陵市自1994年开始,确立整体规划全市教育布局,坚持教育资金向薄弱学校倾斜,向薄弱学校投入1.5亿元,扩大薄弱学校校园面积1150亩,新建教学楼、实验室楼4万多平方米,并先后撤并10多所生源少、基础薄弱的学校,新建、扩建了22所学校。目前,全市247所学校的校容校貌、教育设施、教育质量等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经过10年的努力,铜陵市基本上杜绝了让百姓深恶痛绝的“择校歪风”。新华社记者 戴浩 摄

  城市里的择校热,地区间的高考移民,农村学校入不敷出,示范学校设施豪华……在我国广大城乡之间,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的博弈随处可见,学生和家长在其中扮演的只是无辜和无奈的角色。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只有一个:教育不公。值得关注的是,教育不公导致新的社会不公,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隐患。

  “农村学校像非洲,城市学校像欧洲”

  “教育不公是最大的社会不公!”记者在山东、辽宁、陕西、北京等地采访发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大量存在的教育不公现象愈演愈烈。

  位于陕北延安山窝窝里的寨子峁村小学是记者所见过的最小的学校,校舍由一口三孔窑洞构成: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另一间已经废弃。教室里只有一个讲台,十来张桌子。张华是村子里聘请的惟一代课教师,前几年的时候,村里的二三十个孩子依年龄大小编成学前班和一、二、三这四个年级,都挤在一口窑洞里进行复式教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几个年级的孩子就做作业或者自习。随着原来的孩子们升学,加上村子里的很多住户搬走,寨子峁小学的学生越来越少。学校的全部开支,来源于每个学生每学期35元的杂费。

  与寨子峁村小学的简陋寒酸相比,北京市中心一所小学的现代豪华让记者感到震惊,可以说已经“武装到了牙齿”。记者在这所投资上亿元的小学看到,高标准的游泳馆、科技馆、图书馆、报告厅、地下车库、塑胶操场与发达国家的高水平学校并无二致,每个教室都配有电脑、投影仪等设备,学生衣柜、桌椅都是适合儿童特点的一流设施;有专门的劳技教室、书法教室、计算机房,可以供几个班的学生同时上专业课;教学楼、办公楼全部是高档装修,走廊里配有饮水设备,连学生厕所都像星级宾馆一样。这里一间教室的投入就超过部分农村小学一年的开支。由于师资力量强、硬件设施好,吸引了众多家长趋之若鹜。

  许多基层学校校长向记者反映,现在城乡之间教育投入的不均衡现象极为突出,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学校像非洲,城市学校像欧洲。”农村学校由于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差,近年来学生和教师大量向城镇流动。“一个年级一个班”的农村小学在很多地方已很常见。

  高考指标嫌贫爱富

  济南市一所高职的二年级学生小陈对记者说,自己的高考成绩480多分,在济南只能上一所高职,而在北京就可以上本科。“为什么一样的分数,却会有不一样的命运?这太不公平了!”记者调查发现,还有很多学生及家长和小陈发出一样的诘问。高考分数线、录取指标地区间的不平衡,成为人们对教育不公平现象的议论焦点。

  由于北京、上海拥有的全国重点大学数量比其他省份多,重点大学录取名额投放大大向所在地倾斜,远远超过其他省份。因此,北京、上海的重点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比大部分省低几十分甚至上百分。今年山东的文、理科重点线分别为572分、597分,而北京的文、理线分别是486分、470分,分别相差86分和127分。去年,北大、清华分别在北京市投放指标308人、360人,南开大学在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占总招生数的25%,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招生数占总数的40%,浙江大学在浙江的招生数占总数的70%。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周洪宇等人认为,重点大学分数线和招生指标向大城市、富裕人口、文化发达地区等强势群体倾斜,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不公平,容易导致经济文化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重点学校“肥得流油”

  记者在山东、辽宁、北京等地走访了多所学校,发现政府对各级示范学校、重点学校的政策倾斜使其膨胀发展,造成新一轮差距的扩大。按辽宁省规定,沈阳、大连、鞍山等地省级示范高中择校费收费可达3万元。大连一所省级示范高中今年仅择校费收入就达420多万元,学校多媒体教室一应俱全,仅粉刷教学楼内外墙壁就花了几十万元,装修一个办公室七八万元。在职老师人手一台手提电脑,一身校服千余元。而其对口支援的一所普通高中,却连一个实验室都没有,买大屏幕的一两万元都拿不出来。

  济南市一位小学校长对记者说,重点学校不仅政府投入大,社会支持力度也大。一所重点小学要盖教学楼,钢筋水泥全靠家长赞助,不用自己掏钱买,楼建成后还把剩余的建材卖出去挣了一笔钱。“而我们学校要建微机室,学校没钱又不能向学生收,当个校长可真难。学校是花钱的地方,现在生均经费连办公费都不够,学校如果不自筹资金,水电费都支付不起。”

  一边是政府生均经费投入不足,普通学校发展乏力,一边是政府斥巨资打造精品,重点学校“肥得流油”。基层教育工作者对此意见纷纷,许多中小学校长向记者发牢骚说,在很多地方财政只保教师人头费,根本不拨生均经费,不是政府拿不出这个钱,而是教育政绩观在作怪。因为教育是个慢功夫,不如建名校、搞政绩工程立竿见影。他们认为,投资上亿元建一个学校,只能进一步扩大差距,造成新的教育不公。

  政策杠杆加剧两极分化

  教育不公平现象为何愈演愈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教育不公平现象的背后,是政府的“手”在作怪。正是由于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对教育的公共利益取向出现偏差,导致各种不公平教育政策的出台。

  ——教育投入政策嫌贫爱富。由于义务教育财政责任基层化,地区之间财力差异直接造成了教育资源优劣差异。据了解,1998年,小学生均经费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河南相差近10倍,7年后,上海市的生均经费与河南农村相差了50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接受采访时说,学校差距的拉大正是由财政制度造成的,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对教育的投入与地方财力挂钩,各地悬殊很大。

  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表示,促进教育不均衡的政策太多了,农村学校本来就穷,教师培训要到城里去,但学校的生均经费反而少,城市学校相对富裕,政府给的生均经费反而多。基础教育本来投入就少,高等教育投入偏多,近几年义务教育实行“一费制”,除此之外的钱一律不能收,政府投入又不到位,使义务教育经费更加紧张,而高等教育政府投入就多,又可以收费,越是好学校日子越好过。

  ——示范学校政策。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逐步建立一批重点中学,目的是在我国教育资源总体短缺的情况下,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1995年,示范高中政策取代了重点中学政策。此后,“示范学校热”在教育领域升温,造成新一轮教育差距的扩大。

  据了解,北京建设高中示范学校,多则给两亿元,少则给8000万元。教育部属院校的6所附属中学更新设备,每所都获得拨款5000万元。一些省市还制定政策,示范高中从学费到择校费都高于普通高中,越是级别高的示范高中收费越高。即使在一些教育经费短缺的地方,政府仍然不惜斥巨资建示范高中。记者在山东省一个经济欠发达县了解到,2000年该县投资5200万元,按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标准建设了一所高中,内部配备一流设施。而这个县到现在农村小学生均经费一分钱都没有。这种倾斜政策客观上加剧了教育的两极分化。

  ——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政策。为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近年来,政府允许部分公立优质学校改制,实行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即政府投入硬件、师资以及学校声誉等有形和无形资产,允许学校提高收费水平。记者了解到,济南市此类学校年收费达到2000万元左右,是公办学校收费水平的10多倍。许多家长对于这种高收费的民办公助学校无可奈何,他们抱怨说,“民办公助、公办民助政策实际是把教育当成了产业,只顾赚钱,不管公益性。”

  北京宏志中学校长冯洪荣认为,真正的民办学校应该有独立法人,成立股东代表大会、监事会,而这种民办公助性质的学校只有家长作为股东,学生毕业后,家长的股东身份就自动结束。现行政策使部分优质学校变相高收费,获得了发展资金,同时也扩大了教育差距。北京165中学校长关宏杰说,为了扶持民办公助学校发展,政府允许他们提前招生,先把较好的生源挑走了,与普通学校在生源上形成很大差距。

  教育不公的危险循环

  济南市一位姓郑的低保户无奈地对记者说,孩子上初中二年级,只能按片就近升入一所普通中学。这所学校设施差、师资力量弱,有本事、有钱的家长都让孩子择校了,留下的学生越来越少。“谁不想让孩子上好学校?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这样了,就指望孩子能有出息,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可是我们家长没钱、没地位,孩子上不了好学校,只能一代跟着一代受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学生的家庭背景已经强烈地影响到了受教育机会,同时教育不公进一步加大了社会阶层分化。由他负责的课题组在对10城市四十余所高中的调查中发现,约有1/5的学生通过交赞助费和择校费进入高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择校生比例最高,为25.2%;此外,还有6.5%的学生动用了社会关系。城市重点高中,来自高阶层家庭的学生是低阶层的1.6倍,低阶层的学生在非重点中学的比例最高;中上层家庭的孩子约62%进入重点中学,而低阶层家庭的孩子约60%在非重点学校。

  国家总督学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认为,当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长此以往,就会引发社会矛盾。北京师范大学杜育红等专家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调节器,使各种人有公平晋升的台阶。现在教育存在的不公平实际上把贫寒子弟晋升之路给堵住了,从而使教育丧失其调节功能,无法往社会上层流动。如果农民永远是农民,农民工永远只能是农民工,就会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绝不能因为社会不公平而加大教育不公平,又因为教育的不公平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形成恶性循环,造成社会隐患。(记者 张晓晶 赵华 刘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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