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基础教育投入的边际产出在各类教育中最高

　　长期以来，我国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上是不成比例的——政府财政的教育投入尚未达到占GDP的4%，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投入经久不衰，两相对比，就足以说明问题。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无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还是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或者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都要加大对西部农村的教育投入。在目前的阶段，从这个投入中拿出一部分投在“小餐桌”上，意义可谓重大。如果再有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愿意资助，当然更好。我们清楚地知道，对“小餐桌”的投入是阶段性的，当西部农村的百姓富裕起来之后，这个与“吃”有关的投入，当然应该由个人支出，一如今天的欧洲，幼儿园、学校的免费午餐已大大减少。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目前教育投入的结构也存在着问题，如何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尤其是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亟待重视。研究表明，基础教育投入的边际产出在各类教育中最高，但在过去的较长时期，与我国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数量相比，这一块投入严重不足。因此，我们首先要增加教育投入的总量，同时必须优化结构，使教育投入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在基础教育投入中，也有对“物”的投入和对“人”的投入之分，在现阶段，增加直接用于“人”的投入，如西部农村教师的收入和学生的“小餐桌”，是十分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减少公款吃喝，就可大大增加西部农村“小餐桌”

　　在“蛋糕”的大小既定时，要增加一块投入，总要相应减少另一块投入。在讨论“小餐桌”投入时，很自然地会想到公款吃喝，因为反差实在太强烈了！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领域，公款吃喝都产生着严重的负效应。在经济领域，无度的公款吃喝直接增加了医疗费用开支。将这部分正在产生负效应的支出，转化为具有很大正效应的西部农村孩子“小餐桌”，是一件利国利民(官员也是民)的事情，但难度之高不难想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公款吃喝的经费仍然有制度保证，且严重不透明。至于公款吃喝在社会领域造成的问题，更显而易见。在人民网等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调查中，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腐败多发、民怨较重”；对于跨越陷阱的最大忧虑，排在第一位的是“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公款吃喝是老百姓最容易看到、深恶痛绝的腐败。因此，大大缩减预算中的所谓招待费，实行集体用餐的“AA制”，刻不容缓。从由此减少的支出中拿出一小部分，就可大大增加西部农村的“小餐桌”，而若干年后，我们将能看到其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价值。(陈宪)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