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最后通牒

　　“2010年，北京将加快城乡一体化的步伐。东坝乡驹子房村、金盏乡长店村等50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村落，已被列为市级挂账、整治督办的重点难点村，拆迁改造工程明年启动，并限期完成……”

　　2009年12月10日，陈传华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北京将对50个城中村进行改造”的新闻。她草草瞄了一眼标题，便把报纸扔在了一边。彼时，她并没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也将被卷入了改造的漩涡。

　　2010年4月初的一天，几名家长找到陈传华，“唐家岭被列入33个整治改造规划方案完成的重点村之一，在市里都挂了号，听说要大拆迁。陈校长，你得到什么消息没有？”

　　“没事，我们是学校，不会拆的。”陈传华安慰着家长，心里却有点慌。“拆兴旺？能吗？”

　　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三个月。6月18日，陈传华突然收到村里的通知，兴旺学校也在被拆迁之列，搬走期限是：6月21日0时。

　　“学校还没放假，学生上课怎么办？两天时间，让我上哪找新校址？”陈传华一时急火攻心，眼前一黑坐倒在校门口。

　　第二天，白色的拆迁告示便贴到了学校围墙上。“学校搬家？找不到地方就得关门。”消息不胫而走，家长里人心惶惶。几个“淘气”的男生，偷偷把告示撕了下来，天真地认为“没有告示，学校就不用搬了”。

　　陈传华提着礼物到唐家岭村大队找领导，队里领导摇着头说：这是北京市统一规划，谁也改不了。她又跑到海淀区教委，负责社会办学的领导也表示：因为兴旺学校没有获得教育部门审批，没有合法身份，“教委管不了”。

　　两天的腾退期限很快到了。6月20日一大早，学生们照常背着小书包跑进了校门。陈传华嘱咐老师照常上课，然后站在门口等候拆迁办工作人员。果然，村领导带队来到学校，找陈传华面谈。

　　“我不想做‘钉子户’，找到合适的地方保证搬，请再宽限几天！”陈传华和十几个老师苦苦哀求。

　　看着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村领导心软了：“7月30日，不能再拖了。”

　　有老师偷偷拽了拽陈传华的袖子：“合同签的是10年，还差几年才到期，是不是要点儿补偿？”

　　“咱还短人家三年的房款，咋好意思再要补偿？”陈传华尴尬地笑了笑。

　　望着拆迁人员离去的背影，陈传华想：在北京打拼了16年，过了那么多沟沟坎坎，这次还能迈过去吗？

　　进京办学

　　1994年，河南省光山县城关镇南向店乡第一初级中学数学老师陈传华，怀里揣着借来的56000元钱，还有丈夫下岗的2万元安置费，远走北京办学。

　　“当时啥也没想，就觉得不能让孩子们没学上。”扔掉“铁饭碗”、背井离乡，陈传华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哪来那么大勇气。

　　光山县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多地少，按传统的耕作习惯，春夏只种一季稻，农民卖掉庄稼后，也只够买下一季种子和化肥，生活十分贫困。为了改善生计，许多年轻人带着妻儿扛着包袱到大城市务工。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传华听南向店乡教育管理站的朋友说，外出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失学现象严重。“光在北京就有不少咱们的老乡，当地公立学校他们进不去，送回家上学父母又不放心，要是有老乡愿意在北京给他们办个学校就好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天夜里，陈传华失眠了，“也许，我可以试试，到北京办个打工子弟学校……”

　　第二天一早，陈传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结婚十几年，丈夫从没对陈传华说过“不”，虽然觉得“不托底”，还是满口答应了。

　　凑齐了办校资金，带着教育管理站的一纸“委托办学证明”，陈传华与丈夫来到了首都北京。

　　最初，陈传华把校址选在了光山籍农民工聚集的海淀区东北旺乡四大队。当时，大队领导正为大量外地儿童失学而苦恼，主动找上门的陈传华“帮他们解决了大问题”。队里二话没说，立即给陈传华批了一块空地。

　　第一年，陈传华招了48个学生。其中，一个已经12岁的男孩子，却还要上学前班。“他父母说孩子‘脑子有问题，傻’，其实这个孩子一点都不傻，只是没有人教他知识。”

　　开学第一天，有十几年教龄的陈传华，站在年龄参差不齐的孩子面前，竟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学校盖起了30间大瓦房，增设了初中部，有了固定的老师，生源也从河南籍扩大到河北、山东、内蒙古……

　　“当年盖房子，他从房上掉下来，把腰摔伤了，再也不能干重体力活了。”陈传华有些心疼地看着丈夫。但他们从没为当初的决定后悔过，“让这些流动儿童有个地方学知识，是做善事，积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