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摘 要】 澳大利亚的大学与香港及巴布亚新几内亚两地的教育机构结为合作伙伴，在这两个地区开办澳大利亚的大学课程。本作者获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的资助，对这类国际间的教育合作进行调查研究，其研究题目为“澳大利亚远程教育在香港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实施：教育国际化的研究”。本项调查始于1999年，结束于2002年7月，采用访谈、观察及文件收集和分析等质的研究方法，对澳大利亚的大学在香港开展的联合办学进行案例跟踪调查。本文以具有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香港教育市场为背景，澳大利亚教育机构与香港教育机构联合开设的专业课程为研究内容，探讨香港学习者在本地学习澳大利亚的课程的看法和体会，以及对国外的联合课程进行评价。本文从三个方面汇报研究的结果：香港学生选择澳大利亚课程的原因；学生对澳大利亚和香港本地教师的看法；学生对澳大利亚的课程、教学法及评价方法的理解及适应。

　　【关键词】 远程教育的国际化；教育的合作和联合；合作课程的评价

作者简介：

　　 埃文斯教授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教育学院负责研究的副院长，他也从事教学和培养研究生工作。近年来，埃文斯教授从事开放、灵活、远程的教育研究，包括专业和职业的教育与培训、教育的国际化、新的教育技术，以及研究生教育的教学法等。他在教育研究、政策制定及教育发展等领域担任国际顾问，主编或合编了10本专著，例如《改变大学教学模式：建立新的教育技术的反思》；《开放教育：政策与实践》；《边界线的转移：全球化、本土化和开放远程教育》等。

　　 卡伦·特里金莎女士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员，曾参与多种领域的研究课题，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青年人问题、学校的市场推广、健康教育与体育教育，以及新技术的运用等。她近期作为研究助理参加了关于开放、灵活、远程的教育研究，尤其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题。她有着丰富的研究助理经验，包括课题管理、联络、数据收集、现场调查、数据分析，以及撰写报告等。

介绍

　　 在人们的印象中，现代香港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其主要建筑、交通系统和街景巷貌是这座城市与现代社会中全球化发展接轨的象征，同时香港又是复杂的历史、文化、政治及经济的多重影响交融的产物。香港的教育体制即是这种多重性的体现：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机构的办学体制灵活多样，而同时又都受到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造成这种多重性的原因之一是香港曾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背景，它使香港人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处处留下西方英语国家的烙印，同时也为香港在教育体制和结构上与英国接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人保持了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知识和专长的传统，没有这一传统，外来影响的作用会大大减低。由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交叉影响，一方面使现在的香港拥有大型的和富有实力的大学，而另一方面又使许多香港人寻求国外英语授课的大学的教育服务。

　　 过去远涉重洋去留学的香港人士大都奔赴英国或者美国。现在，国外的大学将他们开设的课程“送”到了香港，典型的是研究生层次的专业课程。当然，国外的大学并非真的在香港设立大学，建起与香港本地大学类似的大学校园，而是采用联合办学的形式，依靠本地的合作机构和使用不同的媒体来传递课程。站在联合办学前沿的是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而澳大利亚的大学主要是利用其远程教育的优势和资源来推广课程。与国际接轨是香港不变的追求，因此香港政府及本地的大学并没有把外国教育机构的“侵入”看作威胁而抵制，相反却当作发展的契机而利用。香港政府制定了《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管理）条例》，以规范国外教育机构在香港进行办学，但制定条例的出发点是在保证高标准、高质量办学水准的前提下，鼓励香港的教育机构与国外联合办学。

　　 本研究获得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与香港公开大学遥距及成人教育研究中心合作，探讨澳大利亚大学与香港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形式。本调查的重点是香港学生学习国外课程的经历及看法。根据调查获得的数据，作者对学生的课程选择、学习参与及课程学习三个方面进行综述论。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从国际的角度来讲，澳大利亚人口不多，经济并不雄厚，但其地理及政治重要性却不可低估。澳大利亚的教育为提高本国经济和政治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在东南亚（Rizvi，1996）及南太平洋地区（Thaman，1997；Wah1997）尤为显著。近十几年来，澳大利亚远程教育的巨大潜力为其教育出口提供了契机。另外，新兴的计算机及通信技术推动了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全球化进展，也增强了澳大利亚教育的实力，使澳大利亚的教育正逐步走向世界，遍及全球（Cunningham，et al，1997）。

　　 当远程教育机构将其教育产品推向全球市场时，人们往往面临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他们为对方带来了先进的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会削弱本地教育发展的竞争力，不利于提供适合当地需要的、也只能从本地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这一难题被埃文斯教授称做“教育机会与教育侵入之争”。在诸如太平洋岛国等发展中国家（Thaman，1997；Wah1997），人们担心外来教育会招致本地语言及文化的消亡，扩大其文化及经济的依赖性。与此同时，盖伊对外来教育的计划及政策进行质疑，进而提出了立足于本地教育的论点（Guy，1994）。无可否认的是，“非国营机构诸如跨国公司或外国教育机构比从前在各国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Pettman，1996，第23页； Edwards，1994，Henry等，1997）。

　　 以上所提的这些“外来”教育机构包括实施国际远程教育的机构，这些机构认为全球化进展的条件和实现措施为他们开展活动创造了机会，特别为推广产品及赚取外汇创造了便利。管理层的支持者更是以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为论据支持活动的开展，声称个人、产品、服务的价值均以其在越来越国际化的市场的价值所决定（参见Henry等，1997；Marginson，1997）。当然，将课程推广到他国的活动也具有国际主义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这是人所共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