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宽进严出：中国的“瓶”能否装上外国的“酒”

　　围绕学籍管理的讨论，必然会引出两种高等教育模式的利弊选择，具体来说，就是“严进宽出”，还是“宽进严出”？

　　应该说，“宽进严出”是国外高等教育招生、培养模式的主流模式，美国就是高等教育“宽进严出”的典型代表。1971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然而，与之相对的美国大学毕业率并未大幅提高。美国企业研究所2009年6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以2001年入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1385所四年制高校的毕业率，结果显示，平均只有不到60%的学生在6年内能毕业。

　　北京科技大学规划办张武军、徐宁曾撰文介绍德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在德国，为保证毕业生的质量，各大学和专业都保持着一定的淘汰率，有的学校和专业的淘汰率高得令人难以想象。如亚琛工业大学的平均淘汰率近50%；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电子技术专业淘汰率有时高达90%，淘汰的原因包括在规定的时间内拿不到规定的学分、论文不符合要求等。

　　反观中国，几乎所有高校的毕业率均在95%以上，当“就业率”越发成为高校内外看重的重要指标时，显然，毕业率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

　　“宽进严出”的模式该不该引入中国？此次华中科技大学的清退事件再次为我们提供了讨论的依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是“宽进严出”的支持者，他说，“‘严进宽出’的模式存在弊病，学生招进来就放羊，教学过程走形式。‘宽进严出’，有助于改善我们的教学质量。”当然，他也强调，“这种做法得跟学校的整体改革配套，彻底改掉大学行政化的格局。”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宽进严出”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具体国情，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宽进严出”使教育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出现不平衡，造成资金、资源和人才的浪费。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将之形象地比喻为“人多地少的中国不能推行‘广种薄收’，只能推行‘精耕细作’”。

　　“在我国，‘宽进严出’对某些大众化类型高校而言应该是可行的，而对部分精英高校而言，只能是‘严进严出’。”阎光才说。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宽进严出’的尝试肯定面临一些实际问题。但是，要‘严出’就应该公平地‘严出’，被清退的一小部分研究生不应成为教育管理问题的替罪羊。解决资金、资源压力，可以用更灵活的方式嘛。”洪成文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