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大学校长职业化，就是要发挥校长在管理学校中的专业性，校长的身份定位于职业管理者而不是学者管理者，校长要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退场，专门从事大学的治理。美国的大学有一个共识，一旦就任校长就必须将自己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任期内放在一边。美国之所以对大学校长进行这样的身份定位，是基于“任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理念。英国的大学校长在任职内，也不能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理查德教授说：“我作为校长，很难兼顾科研与校长工作。作为校长的根本目标是要搞好学校的科研、教学，培养出优秀的学生。”[6]香港的大学校长也是为学者服务，支持学者做好教学、研究工作的职业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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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我国大学校长“官员化”，其价值追求是循着副厅级、厅级乃至副部级的“仕途晋升”。这样就必然产生“学而不优则仕”的导向作用，其结果是大学行政化、官僚化、衙门化。校长“官僚气”越来越重，“人文气”越来越差。与此相伴随的是大学校长“官学一体化”。校长一般是从学术带头人中选拔，甚至有“校长院士化”的倾向。学术带头人当了校长后，主要精力往往在学校治理与学术研究之间摆动，角色定位徘徊于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之间，甚至造成了利用行政权力获取学术资源，侵占学者利益的角色错位现象。实际上，在大众化时代，如果大学校长兼顾学术与管理，不仅什么都做不好，还会对学校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为适应大众化时代大学发展的需要，强化校长的治校能力，推进大学校长职业化，不仅十分明智，而且极为必要。为此，我国应建立完整的校长职业化保障制度，让校长以管理、经营、服务大学作为自己的最高事业。职业化的校长要懂得高等教育规律，具有教育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要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国际教育视野，富有教育改革和创新精神；要具备与教育管理相关的知识，树立科学的教育管理观，还要学会运用现代管理技术和手段，不断提高学校管理的现代化水平；要具有丰满的德性、丰厚的学识、坚韧的信仰与对公正公平的不渝追求。总之，大学校长要有理想追求，要有承前继后的教育使命感，能够维护并弘扬大学精神。